郑君里的《民族万岁》，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对日作战影像的呈现

被认为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其拍摄过程较为曲折。有专家曾考证指出：“《民族万岁》是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著名导演郑君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的一部反映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纪录片。该片于1939年初夏开拍，郑君里与摄影师姚士泉、顾秉良跟随西北巡回教育班前往宁夏、青海等地拍摄素材，1940年初返回重庆，素材仅够剪辑成若干短片。于是，导演产生拍摄《民族万岁》的想法。该年年底，郑君里等人再赴青海等地补拍，1941年到桂林、三江县等地拍摄苗族、倮倮族（民国时对彝族的称呼）的部分。整部影片创作历时三年，于1943年上映。2016年前后，导演郑君里之子郑大里先生在台湾找到了《民族万岁》这部纪录片，并带到国内举办了小型学术研讨会。笔者在那次会上有幸观看了这部纪录片。”^[6]

由此可见，郑君里的《民族万岁》，是在抗日战争危难时期出现的一部鼓舞人心、宣传抗日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历时三年，奔走万里，聚焦各少数民族携手抗日的经典之作。这部以纪录片著称的电影，却被质疑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郑君里自己也承认：“这部片十分之九是用戏剧化的方法摄成的。”^[7]

当代著名学者陈默先生则从多个方面指出：“这部影片的主要特点，不是在做真实记录，而是要做象征表达。……《民族万岁》中，为表演生动准确，让汉族人扮演蒙古族人、回族学生扮演藏族军人，明显不合人类学纪录片的基本规范。郑君里虽然博学多才，且勤奋聪颖，但他此时显然还没有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意识，也缺乏相关知识与自觉。……《民族万岁》政治正确而形式新颖，热情洋溢至美而兼善，毫无疑问，圆满完成了抗战宣传任务。在当时，《民族万岁》的社会效益可能要比合规合法的人类学纪录片或民族生活写真片更显著。原因是这里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只有阳光，没有阴影；只有公共台词，没有个人私语。当时正在抗战艰难时刻，人们需要宣传鼓劲。影片对各民族支持抗战的种种渲染具有激动人心的精神力量；诗情洋溢的激昂旁白或许有人听不懂，但知音者会热血沸腾。”^[8]这对我们认识这部纪录片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从内容上来看，这部电影以分论的叙事方法，全面展现了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积极支持抗战，以各种形式援助前线的动人故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宣传鼓动性。从艺术上来看，这部电影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祖国的山河同威严的军队以及领导者的镜头剪辑在一起，产生叙事作用。表达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在保护我们山河的事实。并且在影片拍摄后，分别将多个民族支持抗日的镜头组接到一起，传达出新的叙事内容——各民族团结起来了。这是传统的新闻式纪录片没有的剪辑意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