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藏族题材影像的话语场域与形象建构
在境外藏族影像的建构中，大多是所谓精英话语主导下的藏族形象误读。事实上，大多数西方普通人对遥远的西藏并没有多少认识。但出于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极容易受到西方部分政客的误导，其对西藏形象的偏见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西方精英出于反华的需要，多次拿新疆、西藏等民族问题向我国政府发难。在此背景下，西方文艺界包括电影界，也多次配合这样的政治需要，进而拍摄了一批明显歪曲西藏形象的电影。
西藏本身拥有的壮丽自然风光和迷人宗教文化，随着影像的公映，在西方世界也引起较多关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士涌入西藏，见证了西藏的快速发展，了解了藏族人民的真正需求，西方部分精英人士所制造的谎言开始破灭。这时的西方电影界，有关藏族题材的反华类电影大量减少，开始把目光聚焦在西藏的宗教文化与魅力风光之上，甚至出现了《真实的西藏》这样的纪录片，呈现了西藏社会的真实进步与巨大发展。少部分聚焦西藏负面场景的电影虽然时有出现，但已经不占西方藏族题材电影的主流位置了。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藏族题材电影，一开始由部分所谓精英人士主导的话语场域，其实带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偏见，表现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但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西方大众话语在藏族题材电影的拍摄中开始崛起，进而大大减弱了这种偏见。当然，近年来随着中美交锋的日趋激烈，西藏、新疆等民族问题，仍然被西方政客所消费，他们不断鼓吹所谓的“人权”问题，但西方文艺界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量的藏族题材的反华作品。这与大众话语在这方面的清醒有较大关系。
回到我国藏族题材电影，可以发现多重话语互相交融下的西藏形象更为真实。一方面是主流话语的贯穿始终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在场，使得藏族影像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精英话语对西藏诱惑的塑造，使得西藏成为真正的旅游胜地和朝圣场所，布达拉宫、活佛等宗教符号在影像中的呈现，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旅游热潮，活佛也成为我国社会中令人艳羡的符号。另一方面是21世纪以来，藏族题材电影中的大众话语成为主流，藏族客店老板、普通的三轮车夫、底层妇女、打工者、小喇嘛等纷纷成为藏族题材电影的主要角色，给观众以更真实的西藏形象。
另外，我国藏族题材电影中的诗意刻画令人称道。无论是电影《红河谷》中充满意境之美的西藏，还是纪录片《第三极》中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或是《西藏的诱惑》中渲染的这块土地的神奇，抑或是《藏北人家》中烘托的人与自然和谐等，都传递了西藏的温度与藏族的温情。远离现代生活方式的藏族游牧文化、现代化城市中普通藏族人的困惑与烦恼、宗教文化笼罩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融相依等，都显示了我国藏族题材电影的深度与广度。这是西方藏族题材电影难以比拟的。
然而，我国藏族题材电影的世界影响力较为薄弱，真实的西藏形象建构并没有在世界产生共鸣。究其原因，既有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又有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在世界的阻挠，更有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竞争甚至对立。但其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我国藏族题材电影的艺术影响力需要继续提升。
【注释】
[1]张超群：《〈真实的西藏〉导演内贝：真实的发展 真实的进步》，载新华网2015年8月27日。
[2]杜永彬：《西方对西藏五大误读及缘由》，载新浪网2009年3月26日。
[3]《阿沛·阿旺晋美谈〈在西藏七年〉及其它》，载《中国西藏》1998年第3期。
[4]谢飞等：《〈益西卓玛〉走进西藏》，载《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
[5]帕巴群增、赵鸿博：《西藏电影50年》，载人民网2001年5月23日。
[6]刘忠波：《西方纪录片中作为“他者”的西藏形象》，载《艺术研究》2015年第3期。
[7]寇才军：《外国电影中的藏文化“刻板印象”》，载《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
[8]刘忠波：《西方纪录片中作为“他者”的西藏形象》，载《艺术研究》2015年第3期。
[9]［美］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0]张明：《藏地纪录片发展史略》，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11]邱俊熙：《电影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纪录片中的茶马古道》，载《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