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符号的充盈丰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文化空间构建
藏族题材纪录片的民族文化属性，首先凸显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与大家庭意识。这在1943年郑君里导演的纪录片《民族万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这部可放映近120分钟的纪录片，全方位呈现了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携手抗战的光辉事迹，拥有强烈的“国家共同体”意识，被赞誉为民国时期“史诗级”的纪录片。有专家认为，这部纪录片在“表现藏族同胞从宗教大典中的广场‘跳神’到为战士们准备青稞食物，画面优美富有诗意，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抗日的支持”[11]。
另外，民国时期的《黄专使奉令入藏致祭达赖喇嘛》和《吴忠信委员长到西藏》等纪录片，主要聚焦中央政府派专使参加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葬礼，以及中央政府主持新的达赖喇嘛继位的典礼，这成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明证。与《吴忠信委员长到西藏》同时拍摄的纪录片《西藏巡礼》，1940年在重庆公开上映，引起较多关注。这些纪录片的部分影像镜头，成为民国时期藏族题材纪录片家国意识的重要体现，被后来的中国藏族题材纪录片大量引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加快了对西藏建设的力度，藏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在此过程中，藏族题材纪录片出现了大量内涵深厚的“文化符号”，凝聚了时代的厚度与时空的广度，其国家文化符号的着力建构，贯穿以后70年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始终。
这一时期，“路”成为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如1956年的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是我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彩色纪录片。该纪录片全面记录了川藏公路的修筑情况，见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建设发展的倾力援助，其国家符号色彩极为强烈。随后有关“路”的藏族题材纪录片，还有《修筑川藏公路》《新川藏线传奇》《香巴拉传奇》《路见西藏》《大国重器》《行走西藏》《滇藏线传奇》《开辟拉萨航线》等，全面记录了封闭的西藏如何从公路、铁路、航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纪录片的文化符号——“路”，已经成为藏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互联互通的心灵之路，这是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的一个显著特征。
国旗、领袖画像、首都北京等具有浓厚国家意识的文化符号，也在藏族题材纪录片中大量涌现，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如以可可西里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纪录片《平衡》中，一开场就是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以及藏族工人们喷绘五星标志的画面，就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塑造效果。其他影片如《西藏农奴的故事》中出现的国歌国旗，《西藏班的新学生》中教室黑板上方的五星红旗特写镜头等，都在反复强调着这一国家文化属性。另外，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袖的画像，在《八廓南街16号》等大量藏族题材纪录片中反复出现。《风经》等藏族题材纪录片中，还出现了僧人提到首都北京等具有强烈暗示的国家文化符号。
中央精神会议传达、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国家政策的反复渲染等镜头影像[12]，也已经逐渐成为藏族题材纪录片内蕴丰富的影像符号。如纪录片《八廓南街 16 号》，多次出现传达国家最新政策的会议场景纪录，并出现了“党中央”这样的常见官方语言，更能凸显明显的国家统一意识。我国部分藏族题材纪录片中，还多次出现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等国家政策符号。如在纪录片《牦牛》中，普通藏族人民希望读大学的儿子将来能“找个政府的好工作”等语言，也显示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在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解放”这一政治话语的影像符号，在藏族题材纪录片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一方面，这可以指“西藏和平解放”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如1950年的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就记录了解放军进军西藏，与藏族人民同甘共苦的事迹，并留下了签订和平协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纪录片《走向拉萨——风雪西进路》也是讲述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的政治场景与中央决策，颇有历史价值。另一方面，“解放”更多的是指废除藏族农奴制度，使得百万农奴获得自由的历史事实。如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西藏的农奴制度》《欢腾的西藏》《解放农奴》《西藏农奴的故事》《废奴》等纪录片，都详细记录了农奴的悲惨命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人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国家政权的进步性。
1950年后藏族题材纪录片中的国家符号，既有代表国家主权标志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国庆日等，也有代表国家行使具体管理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干部培养、中央会议精神传达等，进而成为当代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特征。这是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呈现并传播藏文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