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与电影的“统购统销”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在电影事业上，我国政府逐步把民国时期的私人电影院、电影制作机构、电影发行机构等收归国有，随后形成了著名的“统购统销”模式。事实上，统购统销模式并不是电影所独有，而是在粮食、工业产品等多种社会方式中广泛存在，已经成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这种统一购买、统一供应的经济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实起到了统筹生产资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田聪明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一律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以下称‘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即‘统购统销’。……中影公司的经理是由国务院总理签发的任命书；其财务直接对财政部，并被称作全国电影业资金的‘蓄水池’。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中影公司牵头拿出了一个改革方案，特别强调了‘进口补国产、城市补农村、长片（故事片）补短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发达地区补边远贫困地区’等，强调体现中国国情，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批准，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管理体制。’”^[1]

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一方面使得国家牢牢地掌控了电影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使其成为我国政府思想宣传和教育人民的利器，为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做出了贡献。而且在这一电影体制下，电影工作者不用担心市场问题，反而能在国家支持下集中精力，调动各种资源拍摄精品力作，进而诞生了一大批电影名作。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国家掌控下的电影生产与发行体制下，奉命之作大量出现，模式化困境日益凸显。这在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间颇为明显。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西方电影思潮的大量进入，电影创新性开始迸发，第五代导演全面崛起。但正是面向世界的开放，使得我国电影人能够走出国门，深刻体味电影市场的魅力，进而酝酿电影市场化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民族问题对国家发展与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藏族题材电影发展较为有利的大环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获得了飞跃式发展，这与我国政府对此类电影的高度重视有很大关系。如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的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被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定名，并和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人共同审定。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然主持了对这部电影的反复修改，力图做到艺术性和政治性的高度统一。从电影史的视角来看，这部电影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故事片之一，为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拍摄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和范式，进而使得我国少数民族电影成为一部书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影像史诗。

从藏族题材电影的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确立的电影政策，以及我国政府对藏族题材电影的高度重视，大大促进了藏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并在统购统销、广泛发行的体制促动下，极大地扩展了藏族题材电影的社会影响力。如新中国第一部在西藏拍摄的电影《农奴》，从艺术创作到投资拍摄，无不展现了体制优势与大环境的影响。早在西藏上层人士叛乱被平息后的1959年，《农奴》剧本的创作者黄宗江就连续四次到西藏采访和体验生活，最长的时间达到半年，实地考察了农奴的生存环境与听取了他们的真实心声。回到北京后苦无新的突破，直到被报纸上一则有关西藏农奴的消息震撼后，才确立了写作的线索与主题，并前后共写了5稿。随后的立项过程中，这部电影被确立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15年献礼片，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无论是拍摄的胶卷，还是到西藏实地拍摄和全部选用藏族演员等过程，以及电影公映后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均显示了这种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藏族题材电影的经典。

没有市场约束的电影艺术创作者，虽然能够对艺术作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但其受到的政治影响却也无处不在。藏族题材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的创作，无论是战争类题材，还是农奴制题材，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较为凸显，新旧时代的对比表现成为模式。久而久之，这些确实会遏制艺术的创造性。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下，藏族题材电影诞生了一大批名作，出现了《盗马贼》等艺术精品，但总体上仍然距离人民的艺术需求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