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影像：从发现西藏到神化西藏，再到异化西藏的形象误读
探寻西方电影对西藏的呈现，我们不难发现首先是探险经历及发现西藏的纪录片，如《西藏东部探寻》《戴面具的跳神》《神秘的西藏》等。随后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社会的梦想，于是开始神化西藏，出现了《消失的地平线》《西藏渡亡经》等影像。到了20世纪末，随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神话的极端折射，以及对中国崛起的反感，西方电影出现了异化西藏的现象，如《西藏七年》《昆顿》等电影，均是西方社会对藏族社会的异化想象。从总体来看，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首先对“西藏”和“藏族”这一核心词语产生了误读。在西方电影中，西方社会总是忽视我国对西藏区域的行政划分，以所谓的大西藏来称呼，暗含了对藏族独立的呼应。事实上，我国藏族不仅分布在西藏，在云南、四川、甘肃等地也有大量存在。西方社会又经常把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族流亡分子作为藏族人民的指称，基本忽视了我国藏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显现了一个残缺的藏族社会，并以此攻击我国政府的治理政策。
其次，西方社会对西藏还存在着自身认识局限下的美化与神化。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信仰处于崩坍状态。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精神危机此起彼伏，难以应对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由此，西方社会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宗教，尤其对重视精神信仰的藏传佛教和藏族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出现了一种“朝圣”形态，逐步有意识地把达赖喇嘛神化，把藏传佛教与藏族文明作为一种精神寄托，“香格里拉”神话延续了近百年，迄今仍然在西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
再次，西方社会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化进程有很深的偏见和误读。从神话藏传佛教文化和西藏传统文明出发，西方电影影像中，部分出现歪曲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内容，并把西藏地方政权独立化，把西藏传统文化神圣化，从而出现了“侵略”“占领”等词语，并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破坏，甚至把西藏的农奴制度美化，把西藏的文明进步与农奴解放也歪曲为对西藏文明的侵蚀。这样的误读乃至有意的歪曲，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恶意，以及对西藏巨大进步的有意诋毁。这充分说明了部分西方政客只是把西藏文化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而已。
最后，西方部分人士把藏族影像作为工具，形成了攻击我国政府的可耻伎俩。从21世纪的发展来看，西方部分政客蓄意新疆、西藏等地的不稳定因素，在“人权”的名义下包藏祸心，希望中国的崛起势头因此而受到重挫。在此背景下，他们故意忽视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事实，忽略藏族人民心向中华的赤诚之心，极力鼓吹西藏“独立”，背地里支持部分人士的叛乱活动，出现了《西藏七年》《昆顿》《西藏谍影》《小活佛》《逃离西藏》等反华电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以西藏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藏族人不断散播虚假信息，在西方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如在电影《昆顿》中，十四世达赖喇嘛被塑造为耶稣和甘地的形象，成为不畏自我牺牲、追求非暴力不合作的神圣之人。一些叛逃出国的藏族人，经常现身说法，在西方社会到处蛊惑，并通过网络宣传、出版图书、电视电台宣传、弘扬佛法的名义，攻击我国政府，宣扬西藏“独立”的观念。这种反华论调，又与西方部分政客的反华需要相一致，故而产生了较大的声势，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西方社会以意识形态偏见为立场，通过艺术包装达到攻击我国政府，否定我国现行体制的险恶目的。在电影《西藏七年》中，西方社会以哈勒的所谓真实见闻为噱头，以真实姓名的历史人物为电影人物，将这一段经历包装为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而攻击我国政府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将其歪曲为侵略，解读为是对藏族宗教文化的毁灭等。这部电影拍摄的艺术水平虽然较高，但却极大地误导了西方观众，从而成为为西方部分政客张目的工具。
三是信息来源与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误读。西方社会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经常以一种新奇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并对东方式宗教怀有浓厚兴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较多的东方神秘主义。而西方社会关注西藏，更多的是关注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纯粹度。因此，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忽视了藏族普通人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反而希望西藏一直保留那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这就产生了较大的价值观偏差，影响了西方社会对西藏的客观公正认知。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对我国西藏形象形成了固有的偏见以至于误读，既有他们东方主义的殖民想象，也有部分政客的反华政治需要。另外，西方也有真实观察西藏、客观呈现西藏进步的影像，但并不占主流。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仔细甄别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