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话语权与评价度构建研究

作品解读的话语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评论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艺批评占有主导地位，常常把持着对作品的解释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这对我国文艺走向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常常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出现变化。如中国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电影解读，就曾出现变化；对郭沫若的评价，后来也众说纷纭。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我们对冯小刚喜剧电影的评价，也曾出现较为对立的评论；对曾经的都市剧、霸道总裁剧、帝王系列剧，也曾出现更多不同的声音，这包括不尊重女性或者封建思想弥漫等评论。

由于意识形态观念与话语解读视角的差异，西方对中国电影的解读，往往与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们解读的集体主义，经常被西方解读为专制；我们解读的爱国主义，常常被西方解读为洗脑教育；我们弘扬的英雄主义，西方却会歪曲为不尊重人权等。这样的话语之争，又因为西方掌握世界的舆论主导权，进而使得我们在解读话语权之争中经常处于下风。这在对藏族题材电影的解读中也较为常见。

如对中国电影《农奴》的解读，经常被达赖集团攻击，西方势力与之一唱一和，形成了对我国政府较为不利的舆论形式。而西方出品的《西藏七年》，却对残忍的农奴制度视而不见，美化政教合一的西藏旧制度，并在西方掀起了攻击中国政府的舆论，污蔑我们解放西藏的进步事实。对达赖喇嘛的评价，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品了一部电影，但对史实的解读却截然不同。对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解读也会出现对史实解读的状况。如对电影《气球》的解读，国内往往从女性自身体验，以及藏族文化生育观解读，但西方却从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侵犯人权方面去解读。

在此背景下，藏族题材电影的影响力构建，应该从电影作品的解读话语权视角来理解。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一是中国电影评论队伍是否具有国际视野。目前来看，国内学贯中西的电影评论者并不多，能够关心国际动态并迅速做出反应的评论者也不多。从藏族题材电影的实践来看，首先是藏族题材电影对主流电影评论者的吸引力不够，难以形成舆论效应。其次是国内电影评论者对国外的影评反映不够敏锐，往往在形成较大的舆论风暴时才给予回应。最后是国内评论者对藏族题材电影的解读，往往不具有国际针对性，难以形成有效的话语权。

二是电影评论内容是否具有说服力。中西方在文化、制度、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解读，这是正常的。但我们对藏族题材电影的解读，如何在世界具有说服力，这对构建藏族题材电影的世界影响力较为重要。对优秀藏族题材电影的解读，首先我们要避免生硬的意识形态评价，而是要从人性关怀与人的发展视角，凸显优秀电影思想厚度。其次是从艺术层次来解读电影的魅力，特别是光影的层次感、细节的感受力等，阐幽发微，令人信服。最后是针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要以事实为依据，有理有据地给予反驳，切实把我国藏族题材电影的精华阐述给世界。

三是电影评论传播媒介是否权威。评论者发出的声音，需要通过权威途径发出。所谓权威，主要是指评论内容的可信度与评论内容的覆盖度。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总是让人信服，其可信度远远超过其他媒介，并因其广泛的覆盖度在世界范围具有影响力。目前来看，我国缺乏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传播媒介，这对扩大中国声音较为不利。从电影评论的实际来看，我们也缺乏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网络媒体或电影评论刊物，这些都影响了我国藏族题材电影的影响力构建。

从评价度方面来看，我国著名的豆瓣评分机制，曾是判断一部电影接受度和评价度的重要依据，且是一个重要观察点。但时至今日，豆瓣评分机制受到锁分、注水、养号等多种问题的干扰，其权威性受到了质疑。此外，观众的覆盖度和专家的评价度经常出现反差，这在藏族题材电影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豆瓣评分达到8.8，这个分数表明了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其在票房上的惨败，却又揭示了该片的观众覆盖度并不高。再如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豆瓣评分8.2，但观众覆盖度也多为专业人士和藏族题材电影研究者，普通观众关注度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