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藏族聚居区的历史回望与现实藏族人民的生活解放
有学者认为：“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途中，红军三大主力先后经过了川、滇、康、甘、青等省区的藏族居住区。这些藏族聚居区的存在，在红军的长途行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藏族聚居区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红军）在藏族聚居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极大地缓和了长期存在的藏汉矛盾，为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互助做了全新的诠释，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丰富经验，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3]
正因为这段光辉历史，红军过藏族聚居区的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出现。如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讲述了1936年红军长征途中，几名红军战士被敌人俘获后逃跑，受到藏族人民的保护。当敌人来搜捕时，红军战士和藏族聚居区的百姓一同抵抗。为了保护藏族人民的安全，这几名红军战士最后全部牺牲。电影中藏族人老巴尔的坚决斗争以及头人百户的曲折转变，都极富艺术魅力。这部电影中藏族人民的觉醒与反抗，富有思想意义。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柯山红日》，在藏族题材电影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部电影讲述红军途径康巴藏族聚居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的故事。红军走后，柯山土司柯陆亚德阴险毒辣，刺破了歌手麦力生的眼睛，随意地欺压老百姓。藏族歌手麦力生最终愤怒地唱出了“红军啊，快来救救我们吧”的心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开进西藏，修路架桥，支援藏族聚居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藏族百姓的拥护。根据当时的民族政策和实际情况，解放军希望得到藏族上层人士的配合。阿侯土司与洛卡土司都主动要求改革，但柯山土司柯陆亚德仍然劣性不改，妄图维护农奴制度，继续欺压百姓。柯山土司四处煽风点火，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藏族聚居区。最终，解放军粉碎了叛乱，废除了农奴制度，红日重新照耀柯山。
这部电影以歌剧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初期藏族聚居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象地呈现在银幕之上，对我们今天认识藏族聚居区的历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从人物形象塑造上来说，解放军战士忍辱负重，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做出了巨大牺牲，几位不同出身的藏族人物的形象塑造也较为独特，呈现了藏族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心理特点。
有学者认为：“影片在内容上，将镜头对准了康藏这一雪域边地，打破了汉族文化中心观，展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形式上，大胆地实践和探索，将传自西方的歌剧和中国传统的戏曲相结合，并融入了少数民族音画元素。虽然《柯山红日》充满了汉族对异文化的想象，宣传意图强烈，视觉效果不佳，但就以上两点来说，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一部普通影片所应负的职责。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它在形式上的创新至少证明了中国电影能够展示的诸多可能。”[4]
1963年傅超武导演的电影《金沙江畔》，讲述1936年红军挫败国民党阴谋，与当地藏族土司和解，顺利穿过藏区的故事。国民党特务收买当地的土匪仇万里，妄图拦截红军，饿死红军。仇万里派兵假扮红军，在藏族聚居区烧杀抢掠，并劫走藏族大土司桑格的独生女儿珠玛，进而激起藏族人民的愤怒。这时的红军在藏族聚居区处处受抵制，买不到一粒粮食。红军了解事实真相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耐心说服藏族人民，揭穿敌人的阴谋，救出了珠玛。最终，红军与藏族人民团结合作，在金沙江畔消灭了敌人。
电影《金沙江畔》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女主人公珠玛形象。珠玛作为藏族土司的女儿，生性倔强，机智勇敢。当她被敌人俘获时，仍然能够从麻袋的缝隙中观察敌人，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红军。当假红军遇到真红军时，珠玛虽然被救，但仍然不敢相信真红军，而逃走了。但当红军指导员冒险救她后，她逐渐接受了红军。当她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爱憎分明的她毅然决然地站在了红军这一边，团结藏族人民，最终消灭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