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支援藏族聚居区建设的现实抒写与藏族人民生活巨变的艺术呈现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支持西藏建设，制定了大量的扶持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推动藏族聚居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59年后，藏族聚居区社会的民主改革进程加速，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藏族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沧桑巨变，开始走向现代生活。当然，藏族社会中的民主改革，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藏族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1960年的电影《草原风暴》，虽然有所谓的“漏网之鱼——国民党少校”的挑拨作乱，具有反特片的色彩，但这部电影，更多的却是描写1958年青海黄仁藏族聚居区的广大牧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决定走合作化道路，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电影非常细腻地揭示出：废除农奴制度的合作化运动，已经触动了僧侣寺庙等奴隶主的切身利益，这是他们阴谋发动叛乱的主要原因。正是在此基点上，这部电影呈现了藏族上层社会利用宗教裹挟群众，冲击国家机关妄图独立的图谋，较为深入描绘了藏族地区在1959年掀起叛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从《草原风暴》这部电影的主题与结构来看，不仅表现藏族人民在合作化事业中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也细腻表现了藏族人民如何挣脱宗教神权对心灵的羁绊与枷锁。这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叙事中，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这部电影是我国大陆极少数表现1959年藏族聚居区叛乱的代表作，呈现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与尖锐斗争，讴歌了中央政府处处为藏族百姓谋福利的光辉形象，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充满了阶级情感的奴隶解放的颂歌”，是藏族人民走向现代生活的开端，其影响力延续至今。
1963年的电影《农奴》，被普遍认为是藏族题材电影的里程碑之作，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该电影通过一个小农奴强巴的形象塑造，强烈地呈现了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强巴从小就被人任意欺压，特别是被农奴主旺杰的儿子郎杰当马骑。强巴被欺负却又无处可以诉说和讲理，于是只得把仇恨压在心底，装作哑巴，以沉默来对抗这个社会和保护自己，传神地指出了农奴制对人性的残害。后来解放军进入西藏，强巴和女奴兰尕在寻找解放军的途中被朗杰追赶，二人被迫跳下悬崖。后来，强巴被活佛土登收留当了喇嘛。在土登发动叛乱时强巴被土登刺伤，随后被解放军救走，他揭露了土登的罪行。农奴彻底获得了自由，这个时候的强巴，按捺不住喜悦，终于开口说话。这部电影堪称农奴的血泪史与解放史。
这部电影的编剧黄宗江，在1959年达赖喇嘛叛乱后，四次进入西藏搜集素材，酝酿剧本《农奴》。写作时多次修改，反复斟酌，最终创作出了非常厚重的电影剧本，为电影拍摄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这个剧本获得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创作奖。这个剧本改编为电影时，导演李俊将文学剧本转化为分镜头剧本，更加注重影像细节的传达，凸显农奴强巴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强巴三摔朗杰的情节，颇为生动传神。正是由于编剧黄宗江以及导演李俊的出色创作，才使得这部电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农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西藏拍摄的故事片，而且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出演的电影。更重要的是该片中强巴的经历，就是主要演员旺堆的亲身经历。旺堆的父母就死于农奴主之手，他自己也毫无自由，被当作物品一样多次出卖。
该片主演旺堆除了没有装过哑巴外，其经历几乎和强巴一样。在他看来，“演强巴感觉就像真实的自己”。而扮演童年强巴的小旺堆的父母就被农奴主折磨而死，而他自己则被农奴主卖来卖去。因此，旺堆在扮演强巴时，代入感极强，演绎得极其生动。其他演员也都是藏族人，这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感。事实上，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是其意识形态的强烈渲染，更重要的是其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演员的出色表演，进而使得这部电影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1960年上映的电影《五彩路》，是这一时期较为少见的藏族儿童题材电影。该片叙述了西藏雪村三个穷人的孩子——曲拉、丹珠和桑顿寻求幸福的故事。他们听说解放军在修筑一条五彩放光的路，不仅漂亮，而且可以使普通人不受压迫，可以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于是，三个小伙伴立志要找到这条路。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很多困难，还救出了小农奴扎西，滑过了骇人的索桥，最终找到了五彩路，寻找到了幸福。这部电影构思精巧，富有童趣，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