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的快速发展与取得的突出成就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纪录片与中国的民族志电影具有共通之处。他们大多聚焦具有稀缺性的民族文化，用影像记录即将消逝的民族生活与生产方式，进而呈现了真实的文化奇观。早在民国时期的孙明经，就以镜头记录了大量的藏地民族文化风俗，从而留下了珍贵的西康系列民族志电影。这在前文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新中国成立后，藏族摄影师有意或无意地把藏地民风民俗留在了纪录片中，如纪录片《拉萨一家人》《我们走过的日子》以及宗教题材纪录片《扎什伦布寺》《拉萨祈祷大法会》等，都呈现了独特的藏族韵味。改革开放后，《欢腾的高原》、《青稞在欢唱》、《藏北人家》（合拍）、《走上唐古拉的女人》、《唐蕃古道》、《格拉丹东儿女》、《小木屋》、《古格遗址》、《轮回与圆圈》、《藏族的雕版印刷术》、《格萨尔》等纪录片，也都能自觉地聚焦藏地风俗人情，表现了一定的艺术特色。

但从人类学视野来看，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在西部地区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最为重要。著名学者朱靖江先生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1957年至1976年，以国家意志的介入为历史契机，承袭‘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运动风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制作机构，针对全国16个少数民族摄制出16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这批带有‘文化救险’性质的纪录片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民族志电影，既有重要的人类学价值，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一史无前例的民族纪录片拍摄活动不但开创了中国影像民族志实践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15]这次持续多年的民族志电影拍摄，涉及藏族的主要有两部，分别是《西藏农奴制度》和《僜人》。

民族志电影《西藏农奴制度》拍摄于1960年，是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委托摄制，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承拍，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军区协助拍摄。这部纪录片与《百万农奴站起来》，以及产生较大影响的故事片《农奴》，组成了意识形态倾向较为明显的系列影像作品。在《西藏农奴制度》中，通过实地拍摄与解说员讲解，把西藏农奴制度的前世今生呈现于银幕，并对藏地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给予了直观的揭露，进而展现了农奴制度被废除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历史进程。另外，这部纪录片斧凿的痕迹较重，意识形态化的解说词较为明显，大大削弱了纪录片的科学性，显示了浓烈的时代局限性。

《僜人》的编导鲁明，是中国著名的新闻纪录片摄影师，拍摄了大量作品。作为一代革命家，鲁明早在1941年就进入了延安青年艺术剧院，1945年加入延安电影团，1946年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后参加西北战役，拍摄了闻名于世的《红旗漫卷西风》。新中国成立后，鲁明有大量影像作品问世。1974年鲁明调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78年任“科影”副厂长，热心于人类学、考古学纪录片，编导《僜人》《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安阳殷墟》《良渚文化》《山戎文化》等纪录片，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纪录片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僜人》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考察藏东南察隅地区时拍摄的民族志电影，而且是彩色电影。僜人俗称“僜巴人”，分布于察隅县西部和我国藏南地区东部，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纪录片《僜人》拍摄于1976—1977年，完成于1978年。当时的僜人虽然经历了藏族民主化改革，生活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地域的封闭性，还是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氏族公有制和家庭财产私有制。这部纪录片较为完整地对僜人的家庭结构、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婚姻生活甚至物物交换方式等，有较为直观的影像呈现，留下了较多的珍贵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