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里士多德动作论的误读

以上种种“重动作”的观点，似乎都采自现代。其实，重动作的观念在西方戏剧史上历时甚久、渊源极深。曾有人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后世的重动作说奠定了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既有道理，但也含有“误读”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通过总结古希腊悲剧的艺术经验，对戏剧构成的两个基本元素——台词和动作，都进行过较为透彻的分析和稳健的把握。他那著名的悲剧定义曾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11]

这里，第一、第三两个分句阐释了“动作”或与之相关的行动。“动作”直接诉诸观众的视觉。第二分句则指“台词”，“台词”直接诉诸观众的听觉（“具有各种悦耳之音”）。

可见，亚氏对动作和台词概念的阐释相当明晰，动作指演员表演时的外在形体动作，台词则指“具有各种悦耳之音”的“语言”。他实际上还具体区分了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按照亚氏对悲剧的“六个成分”的解释，我认为亚氏所谓“言词”、“思想”、“歌曲”应属台词系统；“性格”，“指显示人物的抉择的话”^[12]，看来也应属台词系统；“形象”，亚氏的解释有点含混，似乎指“服装面具”，又似乎是“服装面具”装饰下的“演员”^[13]，如是后者，看来似以归于动作系统为宜；至于“情节”，则自应归于动作系统。

亚里士多德还通过对古希腊戏剧起源的分析，从渊源学的角度较为辩证地确认了动作和台词作为基本的戏剧元素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戏剧源于摹拟性的动作，“这些作品所以称为drama，就因为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多里斯人凭这点自称首创悲剧和喜剧”，因为“他们称动作为dran”^[14]；另一方面，亚氏又明确指出戏剧起源于临时口占，“悲剧是从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悲剧如此，喜剧亦然，前者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这种表演至今仍在许多城市流行），后来逐渐发展，每出现了一个的成分，诗人就加以促进；经过许多演变，悲剧才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以后就不再发展了。埃斯库罗斯首先把演员数目由一个增至两个，并削减了合唱歌，使对话成为主要部分……”^[15]

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戏剧构成从其一开始就不仅有属于视觉系统的动作，也有属于听觉系统的台词。后者从临时口占发展成为采用对话和适合口语的短长节奏，直至“对话成为主要部分”。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动作和台词的“态度”是半斤对五两，那也是不准确的。他的一些论述确实包含着“重动作”的倾向。譬如，他曾借助于语源学的考查，指出动作在戏剧中的显要位置；戏剧“所以称为drama，就因为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希腊文drama（戏剧）一词源出dran，含有“动作”的意思，所谓“动作”，指演员的表演。

这类倾向在他有关“情节首要性”的论述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曾指出，在悲剧的“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中，“最重要的是情节”。他强调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如悲剧的灵魂”^[16]。他还把情节具体定义为“行动的摹仿”^[17]。行动，在演员表演中，主要由一连串可视性的动作所合成（台词则以演员的声音为媒介，一方面对行动的动机、目的、方式、程度、过程、影响以及结果等进行揭示、说明、描述、分析、深化或强调；另一方面，此台词本身常常即为对彼台词的思想情感性的直接反应，诸如赞同、反对、怀疑、惊讶、感慨等等）。行动既为动作的合成，动作便成了对行动的分解。它们都服务于组成情节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可见，在亚氏论述中，动作、行动、情节，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同根生”的逻辑联系，“根”就是动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好比“三套车”，“主辕马”是动作。看来在亚氏“情节最重要”的观念中，确实隐含着动作最重要的倾向。亚氏的这类理论概括似乎较为确切地描述了古希腊戏剧的特征，对西方戏剧艺术日后的长期发展也产生了“定调”般的后果。正因如此，西方传统戏剧常被人称为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但是，我们同时要记住，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轻视台词，更没有像后世的“重动作论”者那样把动作与台词混为一谈，甚至以动作去吃掉台词。以动作与台词之间的关系而论，重动作而不轻台词（对话之类），这可能才是“完整的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