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雷雨》、《北京人》和《家》在表现方式和内容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特点，即作家对封建制度的人格化身如周朴园、曾皓、冯乐山等人的谴责、否定，据其直接描写来看，与其说是出诸社会政治性的标准，毋宁说是基于伦理准则，因而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感情色彩。

对周朴园，作家显然没有直接表现他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政治经济活动——尽管这类活动是他作为现实人格必须全力投入的主要方面；即使对此有所描写，也只是若干侧面揭示，其兴奋点却仍在道德层面上。《雷雨》主要直接描写了周朴园在“这个最完满、最有秩序的家庭”里的活动。这一活动围绕道德关系而展开。它牵涉到周、鲁两家的主要成员。周朴园同后者的每一层关系都像一个洞开的窗口，暴露出他道德上的堕落。

如果说周朴园是封建阶级的当权派，那么冯乐山则属于“赋闲派”。作者主要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方面揭露出他道德上的肮脏。他敬孔佞佛，颇擅诗书，平素爱吟诵些“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如闲云野鹤似的脱俗，又自谓“老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派清心寡欲的样子。但此公却抓住一切机会，物色把持“女弟子”，供他作兽性的淫乐。他的道德堕落，比周朴园更令人厌恶，带有性虐待狂的兽性特点。

《北京人》的曾皓则只能算是封建阶级的“没落派”了。他既无权又无钱，他衰落了，衰老了，他的生命意志只维系在一个可悲而偏狭的目的上：拼命把姨侄女愫方留在自己身旁当“拐棍”，逃避那由衰老而必至的死亡。他那出诸极端自私的“关心”面目，对熟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信条的中国人来说，未免是相当缺德。他既不像周朴园专横粗暴，也不像冯乐山阴森可怖，但他的自私偏狭却把孤苦伶仃的愫方置于任人宰割的苦难里。

周朴园、冯乐山、曾皓，“一代不如一代”，作者通过他们，从不同侧面揭露出在上者、有余者的道德堕落，从道义上鞭挞并宣判他们及其所依附的封建制度的死刑。这正是曹禺悲剧“明确的伦理主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该类主题的另一侧面是曹禺悲剧十分鲜明地揭示“在下者有德”并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如《雷雨》里的蘩漪、《日出》里的陈白露、《北京人》里的愫方、《家》里的瑞珏（《原野》除外，该剧的中心人物是男性的仇虎而非女性的金子）。这些女子或从人格或从气魄或从见识或从境界上，明显地居于剧中“制高点”，使一切男子相形见绌。其次，曹禺悲剧的正面人物也以女性为多；反面人物却很少有女性，差不多都是男性。这类“女性主义”的特征具有极为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坚决地反对了中国“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与妇女被压在最底层的社会现实。同时又是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上关于妇女问题尖锐论争的艺术反映。对此本文不拟详论。我所探讨的是该类特征同曹禺悲剧伦理主题之间的关系。从伦理角度看，虽然它写了“女子比男子为高”，但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女子比男子有德”，因为构成其“女性社会”对立面的，主要不是“男性”，而是“社会”。它不是从性别而是从社会公正的立场上作该类表现，当作品揭示周朴园和蘩漪、周朴园和侍萍、曾皓与愫方……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矛盾与复杂纠葛时，它所注重的显然不是从这些人的性别特征去判定其道德面貌，而是由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去“发现”社会等级制的现实及其破坏性后果。性别特征只是“附带”的。这样它的“女性主义”就不能被理解为“女子有德”，而只能被理解为“在下者有德”，正如它对周朴园、冯乐山等男性人物的鞭挞不能被理解为“男子无德”，而只能理解为“在上者无德”那样。因而这一“女性主义”究其实质只是从独特的妇女角度表现了“在下者有德”这一明确的伦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