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宿命观问题之我见[1]
曹禺名剧《雷雨》是否存在宿命观念？这个问题，曾有个别评论家发表过保留意见或否定见解，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一致认为：《雷雨》存在宿命观念。这似乎已成了几十年来的定论了。我以为，持肯定论者之所以有偏颇之处，在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偏误。究竟应当怎样辨别剧中人物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作者的创作自白？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一部悲剧是否存在宿命观念？搞清了这些问题，必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雷雨》不存在宿命观念。
有的文学史家曾经断言：《雷雨》第四幕鲁侍萍呼天抢地式地倾诉出来的一段话，是“作者通过鲁侍萍的嘴”在说他自己想说的话，表明他把“宿命的力量”，“作为事件发展的主宰”。〔1〕换句话说，侍萍是曹禺的传声筒。
这个断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曹禺的戏剧一个公认的特点，是人物充分的性格化。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刻画，人物关系的矛盾联系，戏剧冲突的变化发展中所显现出褒贬，来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思想见解，倾注感情上的憎爱。
曹禺自己解释过侍萍相信命运这件事。他说：“鲁妈相信命运是鲁妈这个人物的思想，这样一个妇女在当时有这种思想是自然的。”〔2〕“旧社会象她这样一个妇女，怎么能没有一点宿命论思想？”〔3〕可见曹禺相当委婉然而明确地否认了“通过鲁侍萍的嘴”表现他自己的宿命思想这类看法。联系到公认的曹禺剧作的艺术特征，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承认他这个解释的真实性。事实上，至今还要坚持以侍萍的话去论证曹禺有宿命观念的研究家，恐怕已经很少了吧，坚信这样的论据和这样的论证方式的人不多了吧。
曹禺较少著文谈论自己的剧作，但他却比较具体、比较详细地谈过《雷雨》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过程。从这些谈论的某些内容中，不少研究家认为“找到”了作者有宿命观念和《雷雨》存在这类观念的内在依据。这些依据主要源于曹禺《雷雨·序》中的某些话语。但经过反复研读，我还是感到这类论据难以成立。我觉得曹禺这些话语，大致表述了以下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而这些涵义中的任何方面都同“宿命”无关。
（一）若干地方，曹禺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宿命观念。例如他说：“《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他（按：指周冲）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这些话只能看作是对宿命观念的断然否定。然而为什么研究家们还要认为他有宿命观念呢？我觉得是由于某些误解而产生的。
（二）作者的另一些自白存在着某种矛盾不定的思想情绪意向，其中既有清醒的认识，也有模糊的感觉。一方面，他明确否定了宿命观念，另一方面，他在作出这种否定之后却又苦于找不到新的思想观念来解释《雷雨》，这就使他说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含混的话，如说：“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在这斗争（按：指所谓宇宙里的残忍和冷酷的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他的管辖”；“我始终不能给它（按：指‘主宰’）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等等。鉴于作者已经在前面明确宣布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如果我们还硬要把这些含混的话语判为是他的宿命观念的反映，那在情理上逻辑上也都难以说通。那么它们究竟反映了什么呢？我以为，它们所反映的乃是在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虽已认清现实社会的冷酷丑恶黑暗却又苦于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产生出来的某种苦闷迷惘惊恐和无所适从的情绪。
（三）研究家们为证明“宿命观念”而引称得最多的，是“在《雷雨》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一语。应当指出，曹禺这里说的“宇宙”，连同他自白里多次提到的“宇宙”，是特指“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因为在《雷雨》里，除了作为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人物活动的处所，从来没有表现过独立的“自然界”，它自始至终所描绘的，只是“社会”——中国现存社会一个真实角落里的人生。所以“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同作者另一处说“天地间的残忍”一样，不是什么“宿命观念”的流露，而在表明他对现存社会不抱任何幻想的正确认识、正当义愤和正义声讨。
（四）作者在自白中还说过：“《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等等。这些话语，直观地解说了作者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活动和形象思维活动，以及他笔尖下的文学形象所赖以产生的头脑里的文学意象酝酿与活跃的方式、内容与特征。虽然它们未必是严格的科学表述，但并不是在表达“宿命观念”，却也同样地颇为显明。由此可见，被人们广泛征引作“宿命”论据的这些创作自白本身的涵义，有的是明确宣布否定宿命论，其他的也都同宿命论无关。因而它们都决不能成为“曹禺有宿命观念，《雷雨》存在这类观念”的论题的真实论据。
还有一些研究家，试图从《雷雨》情节、冲突和结局的某些内容来证明它存在宿命观念。例如认为：在《雷雨》里，作者“加上了许多性爱和血缘的纠结”，构设了“鲁妈重新来到周家这一偶然事件”，并在最后安排了“一些无辜的生命的死亡和鲁妈的疯狂”这种悲惨的结局，“这就使人感到一种希腊悲剧式的力量，好象剧中活动着的人物，除了和环境奋斗不幸而致败以外，还有一种命运的权力可以支配着人的行动，不幸的发生，好象就是注定了的”。〔4〕又如认为：“《雷雨》中的极端复杂而又紧张的冲突所造成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在客观上不免有容易使人产生神秘的宿命论思想的消极倾向。”〔5〕
我以为上述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雷雨》中的极端复杂而又紧张的冲突所造成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在客观上不免有容易使人产生神秘的宿命论思想的消极倾向”，这个推理，如果以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它的前项可能推出后项，也可能推不出后项，它的前项要逻辑地推出后项，至少还须加上这样一个真实论据，即“《雷雨》作者有宿命观念并在《雷雨》里表现了这一观念”。我们已经在前面论证了《雷雨》作者没有宿命观念。就连提出上述论点的那位评论家，对曹禺主观上是否有宿命观念的问题，也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保留”中偏向否认的态度。可见这个论据是不存在的。曹禺既然并没有宿命观念，他怎么会在《雷雨》里去表现对他自己来说是子虚乌有的这类观念呢？
（二）如果我们不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悲剧的必然性问题，而从戏剧原理和戏剧结构的角度去观察它，我们就会发现，在悲剧里，悲剧的必然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特定的因果联系，也可以换句话说，它表现为严格地、不可更易地导向某个悲惨结果的那样一个具体特定的原因体系。在剧情和冲突中形象展现出来的剧中人的目的、他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纠合成了种种人物关系，并在不断地错综复杂地向前变化发展。这一切总和起来，就构成了该部悲剧的原因体系。悲剧，既名为“悲”，它的结局也就只能是由这个原因体系所必定导出的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了，不然还叫什么悲剧呢！
使上述论者感到有宿命观念存在的那样一些情节、冲突和结局，原本都是《雷雨》表现悲剧必然性的因果锁链里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它们。一方面，从戏剧结构的特点和要求来看，它们有的是《雷雨》的“纽结”，如周、鲁两家的性爱、血缘关系，新仇旧恨与矛盾斗争等，有的是为解开这个“纽结”而设置的枢机，如鲁侍萍三十年后重到周家，有的是这个“纽结”解开后所必然导致的结局，如四凤、周冲和周萍的死亡，侍萍和蘩漪的疯狂等。另一方面，从悲剧必然性表现为剧中一种因果必然性来说，它们有的是导致最后结果的起因事件或中介事件，如周朴园三十年前对待萍的始乱终弃，十八年来他对蘩漪施加的专横统治，蘩漪与周萍的乱伦关系，周萍抓住四凤来“洗涤”自己，蘩漪对周萍和周朴园的报复，鲁大海找周朴园算账和复仇，等等，而有的则是这类起因事件与中介事件错综交织变化发展后所必然引起的结果事件，如上述那些人物的死亡和疯狂。
因果联系乃是一种必然联系。把《雷雨》中以因果联系表现出来的悲剧冲突与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当成宿命观念的表现，也就错把因果联系当成宿命的联系了。
（三）进一步讲，上引看法还反映出了立论者把悲剧的必然性同宿命观念硬加联结在一起的错误见解。因为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是悲剧反映生活的基本方式和基本特征，也是悲剧美的根本属性之一。宿命论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即命运所预先决定的”，“认为人干预社会发展和历史事件是徒劳无益的，人不过是任凭无情的历史规律摆布的盲目的傀儡而已。”〔6〕可见悲剧的必然性的概念同宿命论的概念标志着两个绝不相同的范畴。作家在悲剧中写出悲剧的必然性，是他遵循悲剧创作规律反映生活的必然，他越是自觉、越是深刻地揭示出这类必然性，悲剧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就可能越高。我们怎能因为作家表现了悲剧的必然性就断言他向宿命论思想臣服呢？
（四）我们之所以断言《雷雨》不存在宿命观念，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判断一部悲剧是否存在宿命观念，其真正的依据，既不是剧中人的某些台词和作者自己的某些自白，也不是悲剧中遵照严格的因果逻辑所表现出来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的必然性，而是渗透在剧作中的作家对悲剧的原因或动力所作的阐释和说明，究竟是宿命论的，还是社会历史性的。并且，在真正优秀的悲剧中，这类阐释和说明应当不是由作家特意指出，而是通过剧中具体特定的情节、场面、人物和冲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在《雷雨》中我们看到，造成“性爱和血缘的纠结”被揭穿后惨剧的发生，有各式各样的动因，如周萍同四凤之间决没意识到的乱伦之爱，蘩漪在她同周萍的关系破裂后仍紧抓住他不放的行动，鲁妈要领回四凤保护自己的女儿，鲁贵要在周公馆捞到更多的好处，周朴园要维护大家庭的尊严……这些人物各自的目的和动作相互冲突，互为因果，导致“性爱与血缘的纠结”这丑事的揭穿，终于酿成惨剧的爆发。而这些还都只是表面的、直观的原因。作者更以巨大的艺术力且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造成悲剧内在的、终极的原因，不在蘩漪，不在侍萍，不在四凤，不在周冲，不在鲁大海，也不在周萍或鲁贵，而在封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朴园身上。悲剧源于他年轻时的荒淫和老来的伪善，源于他所统治的大家庭的专制黑暗。这就是万恶之源！《雷雨》诚然写了人的命运，而且写得非常生动非常感人，但它明确揭示出了造成这种命运的是，也只是由于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凝聚和演变的结果。这里既没有上天的主宰，也没有什么神灵的预言，这里存在的只是充满深刻社会历史性的阐释！既然这中间并没有宿命论的幽灵游荡徘徊的余地，那么凭什么说《雷雨》存在宿命观念呢？
【注释】
[1]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
【注释】
〔1〕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北京新1版第383页。
〔2〕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
〔3〕《曹禺谈〈雷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
〔4〕刘正强：《曹禺的世界观和剧作》，《处女地》1958年第6期。
〔5〕钱谷融：《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载《〈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6〕罗森塔尔、龙金：《简明哲学辞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