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上，我们用快速度描述了中国近代悲剧意识崛起的思想形态、艺术形态以及历史实践形态。不难看出，这三种形态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粗略地讲，在逻辑上，它首先表现为思想形态，然后表现为艺术形态和历史实践形态；在时间系统中，悲剧意识的思想形态和历史实践形态大体上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其艺术形态则出现得晚一些，大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实际上，这三种形态之间的逻辑划分很难泾渭分明，其历史阶段就更不可能简单划界。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样三种形态交相辉映，融为一家，互为掎角，结队而行，共同造成了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崛起这一伟大壮丽的文化现象，终使中华民族的光辉在近代发扬到了也许仅次于先秦时期的高度（至少在政治上军事上是这样）。这一切已尽如前述。
今天，从文化学角度研究这一壮丽现象，有着怎样的意义，能够提供什么启示呢？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大胆抛弃传统文化的劣败部分，果断地引入西方优秀文化，重建民族新文化新意识的卓越范例。
大家知道，也许除了黑暗的中世纪，悲剧意识在西方长期的文化历史发展中始终是一大内在要素。而对中国文化有无悲剧意识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我认为中国文化从整体上看确实缺乏悲剧意识，特别是从“魏晋开始，吾华民质之劣，国力之弱。”〔16〕秦汉以前的主动积极的冒险精神渐趋疲软，各类传统文化（如儒、道等）都朝消极方向滑坡，其固有的不利因素则更日益发酵。儒主中庸，道尚虚静，佛倡虚无，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和谐论，“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17〕的宇宙乐观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18〕的宇宙正义论，交相融合，合力促退，其极端形态和最后末路是同流成为一潭文化死水，社会也相应成了死水社会。极而言之，所谓盛唐时代士大夫的豪迈气度，以及国力之鼎盛超卓，无非像下坡路上的一段回升，扭转不了整体颓势。历代，更别提末世了，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和人生形态，趋于机械化、模式化、定型化、不外乎修身齐家、内圣外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兼善天下、独善其身、玉佛青灯、黛山白水、衣锦还乡、老归大泽……在这机械定型模式的压抑之下，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几乎消亡，悲剧意识必定沦丧，“文死谏，武死战”成了“悲剧意识”之最高象征。其传统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文化观的钦定形态是华胄天下，万世一统。不可动摇的僵硬定式，其世俗形态则是遍被华族的奴性和惰性为特征的保守、麻木、自私、自欺、超脱、怯懦、萎靡等消极品质，前者可称之为鸵鸟心态，后者则是大家更为熟识的阿Q精神——一种既决非悲剧精神，也不是真正喜剧精神的“精神”。这样，随着西学东渐、列强侵入，激发中西文化冲突，导致中国接二连三陷于危局，而应变乏术，也就势所必至了。
而引入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正是近代知识精英为应付和制造中国危机，果断作出的一种文化的定向选择。从文化选择机制上说，定向选择是向某些数量虽少，但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表现性个体靠拢的选择。它以潜在可能和发展趋势为选择依据。它是带有冒险性的与当下环境相矛盾的选择。如前所述，先驱者们在对西方“国情”的研究中认识到，悲剧意识既然能为该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动力背景，那么，它就应能为衰退已久的华夏文明提供同一动力。关键是要敢于“拿来”！他们敏锐地预感到，中华民族如果“拿来”悲剧意识，也就等于“拿”住了增强活力和创造力，重建强劲民族和强大国家的潜在可能和发展趋势。尽管这会同19世纪以来笼罩华夏的保守的社会思潮，僵死的文化心态发生矛盾、产生对抗，要承担很大风险，但是他们仍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一面坚定地把这种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悲剧意识，引进来，向全国人大肆呼唤、宣传和灌输，一面又猛烈地批判国人无悲剧意识的劣败性。“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经过长达百年的奋斗，终使当初果断作出的定向选择所预示的潜在可能和发展趋势变成了光辉现实。这一成功范例足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波，当今中国在文化选择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像这些先驱者那样，坚决克服对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敢于大胆地“拿来”！
其次，研究这一问题，还能使我们更为理智地思考怎样实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了：中国“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19〕。虽然，中国近百年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充满从僵化的传统走向激烈的全盘反传统的不幸记录，幸运的是，悲剧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崛起走的却是一条与之相反的路。
前文曾指出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讲缺乏悲剧意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在其一切历史阶段上或全部内在结构中都没有悲剧意识因素。实际上，当文明曙光初照，远古时代的中华文化充满悲剧意识。要证实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想一想留存至今的诸多上古神话所凝聚的精神就行了，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这些神话大多属于南方文化系统，以尚力、尚冲突为特征，积淀着主动精神积极性创造性，蛮勇执著气概，无穷扩展的生命意识……到了儒道墨法出现的先秦理性高倡时代，对上述凝聚着悲剧意识的远古文明信息，各派哲学却大都采取了漠视态度，致使先秦哲学从整体上否决了悲剧意识的存在权。（比较一下以希腊神话为源泉的希腊哲学就更能认准这一特征。）即令如此，先秦哲学在其局部或细节上仍会偶发悲剧意识之闪光。如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20〕是不计成败的进取意识。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21〕，似乎猜测到了存在是悲剧的本体论根源；当他指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22〕的时候，已经明确揭示出了悲剧意识或悲苦意识的功能即动力论价值。孟子更提出“诛一夫纣”的思想〔23〕，从道义上肯定被统治者对“不好”的统治者可以也应当反抗。《周易》虽被儒学的中庸之道磨钝了锋芒，但其字里行间仍时见刚健精神。庄子哲学的结论充满中国式喜剧精神，力图对人的悲剧性存在通过自我超越达到虚幻的心理自由，但其前提却颇含悲剧意识，堪称半截子的或流了产的人本体悲剧哲学。……直到魏晋以后，悲剧意识（特别是其中的反抗意识）才愈益消褪。即令如此，也不能排除个别历史阶段（如盛唐）、个别历史人物（如岳飞、文天祥）、个别文艺作品（如《红楼梦》）中仍然闪耀着悲剧意识光辉。但这却远不能扭转整体状况。这一整体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从如何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崛起，不难看出，它在历史过程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逻辑上也大致可划为相应的三方面：第一，“五四”以前的“托古改制”式；第二，五四高潮里的“全盘否定传统”式；第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式。
这里暂只谈第三类情况，因为它最有启示意义。起初，在悲剧意识问题上注意到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也许只是个别的和不自觉的。在上述“托古改制”式阶段中就能找到这类实例。但在后来，则渐渐演变为整体性的意识到的理性行为。30年代初，毛泽东面对红军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赋诗予以歌咏时，浮现在他脑海的诗意象却源于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的悲壮业绩：“不周山下红旗乱”。
鲁迅在五四高潮中曾以全盘反传统著称，但在30年代中期他却发现中华民族也有悲剧英雄，并大力表彰。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
郭沫若与鲁迅不同，郭沫若在20年代初就以礼赞传统闻名。后来他在其历史研究中努力剔抉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到了40年代，他更竭力发掘中华民族早年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史。他曾明确指出：先秦时代是一个悲剧时代，他在重庆写出了一系列杰出的历史悲剧，从历史，特别是从先秦史中，发掘并“创造”出了一批悲剧英雄：屈原、聂政、如姬、高渐离、荆轲……我们无法从这些形象中剥离出那些属于民族远古固有悲剧意识的反响，那些出自民族在抗战现实下新近崛起的悲剧意识之回声。与此同时，在大后方的抗战文化界，发掘中华民族历史上悲剧意识的“象征体”，也成为时尚。其历史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其历史事迹如钓鱼城的历史，都从故纸堆中清理出来加以鼓吹，直至家喻户晓。这样做既是为了抗战宣传之需要，也是为了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之需要。同样，前文所述中国近代悲剧艺术中浸润着的“世态沧桑的苍凉感”，也堪称这类性质的艺术上的佳例。
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说，中国近代提倡并在实践中贯彻悲剧意识的先驱者们，认准并把握住了“传统文化整体上无悲剧意识，但在其局部或细节中又有悲剧意识因素”这一复杂特性。既然传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含着可分析的多元因素，那么它就可以转化。对它与其全盘否定，打倒一切，不如进行新的价值取向，小心地剥离出合理因素，再加以新的解释，使之能与新的文化价值观富有生机地整合。先驱者们的实践正是如此。他们既做到了大力宣传西方充满悲剧意识的文化观，激烈地批评国人无悲剧意识的思想现状并追溯其传统根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二两阶段），又做到了从传统中竭力搜求悲剧意识范例，并加以发挥，改造和辨彰。（这主要表现于第三阶段）于是，他们就既明辨了“中西悲剧意识”的严重差异面，又抓住了二者之间的可贵契合点，由此生发、拓宽、强化下去，就使中华民族由缺乏悲剧意识到充满悲剧意识这一完全的改变，被纳入到了整个民族生命、民族“记忆”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中；就使这一巨变进入了民族精神的整合性，与它固有的思考的和感觉的模式取得协调并重新整合；就使这一巨变因其保持住了民族精神的延续性整体性而成为造福民族生命的不尽新源泉。而在这课题上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于其中了。如果相反地采取全盘否定传统的方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想想“砸烂一切封资修黑货”的“文化大革命”吧。它从反面教育我们认识全盘否定传统的危险性，以及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必要性。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正是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做得较好的三四十年代，悲剧意识真正成为全民族意识，转化为伟大物质力量，并导致了不朽胜利。这绝非偶然巧合。它从正面证实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是引导中国文化和社会健康有效地走向现代化的正确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至今仍在现代化道路上举步维艰，与其责难反传统反得还不彻底，毋宁归咎于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的工夫尚远未到家。鲁迅在20世纪初就对中国未来文化和社会提出了创造性地化传统的理想期望：“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5〕。如今已近“世纪末”了，惜乎鲁迅的理想仍是理想。
最后，研究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崛起，还使我痛感：必须从现在起，全力呼吁和促进当代悲剧意识的新崛起。这应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个长期重要的文化任务。应当也必须让中华民族从上到下都明白，我们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局！我们应当也必须深以为耻，深以为“苦”；应当也必须抱成一团，咬紧牙关，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地反抗这厄运。这样，从消极方面说，就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对改革的承受力，使之明白改革是一个必然充满危机、挫折以及失败的长期过程，从而能够忍受住改革必定带来的阵痛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积极方面说，随着悲剧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华民族必定会焕发出新的伟大活力、创造力和抗争力，从而完成英雄业绩，实现人间奇迹。看来，虽然历史似乎嘲弄了中华民族，让它实现了救亡图存后又面临新的“救亡图存”，但历史又何尝不是在看重中华民族，让它在旧舞台上显示英雄本色后又能在新舞台上再显英雄本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百年间存在过的几代中国人，已经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使中国成了政治强国和军事强国。一切活着的中国人都享受着他们的遗泽。现在轮到我们登上舞台，以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创造表明自己“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中间对得起自己”的时候了。可以断言，只要当代中华民族能够接过中断未久的近代光荣传统，在下一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上文化上的发达国家的目标也不难达到。因为历史老人大声说：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崛起，就是与悲剧意识的崛起同步的。从文化学、文化史角度看，这才是我们应牢记的最要紧的启示！
【注释】
[1]原载于《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
【注释】
〔1〕详尽论述容当另撰专文。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2页。
〔3〕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4〕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1页。
〔5〕转引自同上书第241页。
〔6〕《新青年》（1916年11月1日）通信部分第3页。
〔7〕鲁迅：《准风月谈·秋夜纪游》。
〔8〕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载《饮冰室合集》第十册。
〔9〕陈独秀：《抵抗力》，载《独秀文存》第1册。
〔10〕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新民国》第1卷第2期。
〔1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12〕李大钊：《牺牲》，《新生活》第12期。
〔13〕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
〔14〕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5〕转引自黄万盛主编《危机与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16〕熊十力语。转引自《熊十力及其哲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17〕《周易·序卦》。
〔18〕《道德经》第七十三章。
〔19〕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0〕《论语·宪问》。
〔21〕《道德经》第十三章。
〔22〕同上第六十九章。
〔23〕《孟子·梁惠王（下）》。
〔24〕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