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话题繁多、众说纷纭
一场文化盛事 满园戏剧风光——“第二届华文戏剧节”（香港·1998）追记[1]
还在1996年8月间，来自华文戏剧世界、不同地区的多个演出单位，以及戏剧学者，聚集北京，观摩演出，研讨学术，成功举办了首届华文戏剧节，揭开了华文戏剧史上崭新的一页。深幸有一，亟盼有二，第二届华文戏剧节1998年11月底在香港登场，使每两年一届，由北京、香港、台北和澳门多个地区轮流主办的协定顺利实现。
一、演出戏剧命意深湛、赏心悦目
短短八九天内，来自中国北京、香港、台北、澳门及新加坡的有代表性的演出团体，推出了十多台命意深湛、赏心悦目的戏剧。
香港戏剧界既是东道主，责无旁贷地成为演出主体，包揽了过半的剧目。香港话剧团的《德龄与慈禧》（何冀平编剧、杨世彭导演、卢燕等主演）是一出在想象、历史与现实间取得巧妙均衡的新编“清宫秘史”。该剧以其场景设置的虚拟与超脱，使观众在美的艺术享受中，沉入对旧与新、权力与人性、青春与衰老、守旧与改革、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潮等二元对立命题的复杂关系的思考。该剧以精严的制作、浑融宏放的气魄引人注目。沙田话剧团的《我系香港人》（蔡锡昌编剧、卢伟力导演），以及致群剧社的《早安，都市》（罗静雯编导）均属香港现实生活题材，他们均以“九七回归”为焦点结构情节人物，以戏剧方式关注家园、社会、人生之命运。不同在于，前剧虚实相生，拼贴了歌舞、报道、写实、夸张等多种手法，从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心灵的冲撞中探讨香港人身份问题；后剧则以典型的写实风格，描述婚丧嫁娶、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透视普通香港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纷乱复杂的心态。这两台戏剧中所透出的人生感和历史感甚是令人感动。毕竟山河长在，人民永生，老百姓过日子才最要紧。
此外，还有两个改编的外国戏颇可观览：香港演艺学院的音乐剧《绿野仙踪》（ L.Frank Baum编剧、陈教权翻译、林立三导演），阵容庞大、设计错综、组合严谨，以美轮美奂的流动场面演绎了一出美妙动人的童话，显示出香港演艺界在华人世界日益红火的音乐剧之综合实力。
同香港比邻而居的澳门带来的独幕剧《二月廿九》和《请于讯号后留下口讯》（李宇梁编剧、郑继生导演），虽是小戏，却能以小见大，以生动细腻的艺术细节感人地传达出当代人类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人的孤独。青年演员源汶仪的表演形神兼备，给人以意外的惊喜，留下前进中的澳门戏剧的清新与锐气。
台北表演工作坊的《我和我和他和他》（集体即兴创作，赖声川导演）寄寓纯情、性爱、内心分裂与政治隐喻等多重主题，其细节、场面沿着共时结构与历时结构两个层面，错综而次第地展现。其手法与涵义十分复杂：现实？历史？心灵？魔幻？象征？调侃？悬念？诗情画意？自我的冲突、失落与重建？权力的诱惑、堕落与丧失……多姿多彩、充满动态、逼人思考，不过似乎也使人产生“结构”被手法和内容胀得过满的“幻觉”。
《古玩》（郑天玮编剧，林兆华、任鸣导演）由北京人艺隆重推出。几个古玩商在三四十年当中分分合合、哭哭笑笑，他们手中的古玩也随之而藏藏露露，真真假假……复杂人性由此凸现，历史沧桑凭此展示，严谨写实风格与虚拟性形式感卓然成立，该剧导和演绝对一流；然而即使新添一件“宝鼎”作“戏眼”，仍难掩该剧结构形式与《茶馆》的似曾相识，日本人黑山作为角色的关键性介入，其政治含意完全正确，却使戏剧冲突的纠结、戏剧高潮的爆发走上艺术家自应规避的流行公式一路。人们对代表中国演艺权威水准的北京人艺理应提出最高的甚至是严苛的要求。
新加坡实践剧场的《灵戏》（编、导郭宝昆）是本届戏剧节上来自国外的唯一华文戏剧。该剧是心灵的戏剧，借几个身份不同的日本亡灵之口，写出战争对人类性灵与理性的摧残与扭曲。侵略战争施暴于被侵略者，同时并不能给侵略者以幸福安宁。该剧在超越的层面上饱满地表达出反对战争、热爱人类的近乎宗教式热忱，可圈可点；但似对下列问题的艺术上应答却暂付阙如：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是不能一视同仁的。
二、学术研讨话题繁多、众说纷纭
本届戏剧节期间，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的50余位学者、导演和演员，对华文戏剧的理论、实践、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话题繁多、涵盖面复杂宽广。如：话剧的基本艺术手段及话剧艺术的可能性，话剧与戏曲的相互借鉴，中国话剧的危机，中国、新加坡的探索剧、儿童剧、小剧场、校园剧（如北师大学生剧团）和地方话剧（如广东），导演与表演艺术，话剧与市场，华文戏剧的历史、近况及其趋势，著名戏剧家（如曹禺、高行健、焦菊隐）的个案研究……由于主持者的精心导向，看戏、评戏时的现场气氛，导演、演员和管理者的加盟，香港剧场的自我介绍……故显得最为活跃的似乎是戏剧如何面向艺术实践和面向市场的问题，该问题的构成背景则是叫了十年以上的“狼来了”——话剧危机及其应对。
也许“只缘身在此山中”，故“不识庐山真面目”吧，面对多姿多彩的演出，掌声如雷的观众，口若悬河的剧评者，仿佛话剧在流行文化冲击下挣扎求生的困境已不复存在。但是实际上戏剧从业者大多有深刻的危机感与危机意识。不过与其天天喊危机，不如静下心来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的事。我国不同地区都各有成功之处。香港通过政府大力拨款资助（如香港话剧团1997/1998年度获资助2860万港元，约占政府文化委员会总开支57280万港元的4.99%），同业艰辛努力，营造并维系着堪称“亚洲奇迹”的戏剧文化萦荣，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看，许多理论问题也就转化为艺术实践问题了。例如话剧究竟姓不姓“话”，让艺术实践去回答，平衡的结果可能既不必一定姓“话”，亦不必一定不姓“话”，探索剧在我国多个地区都曾红火一时，至今仍绵延不绝。它对扩大戏剧艺术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功不可没，却有一个如何摆脱“自恋”之讥的话题。据说有的戏剧演出中把尿水洒向观众席。当人们千方百计把观众请进剧场时，这类恶作剧恐怕“探索”的倒是怎样把好不容易请来的观众吓出剧场。
从戏剧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角度看，香港的特点似乎是官方资助为主所形成的戏剧市场，这引人羡慕，却难以仿效；台湾戏剧界据称脱离了官方资助，直接迎面市场；大陆戏剧界甚可忧虑：一方面官方资助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戏剧观众不断流失。市场问题说到底是观众。观众既要争取，更要培养。培养最好从根子上即从大、中、小学生身上做起。以美国为例，到60年代中期，它有近500所大学能授予戏剧艺术学士学位，185所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每年有近万名戏剧专业的学生毕业。由此不难推断在美国受过一般戏剧教育的大中小学生的数目极为可观。这就不仅为戏剧界输送了一支专业素质高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广大热爱戏剧、有较高鉴赏力的观众。戏剧复兴与繁荣也势成必然。我国在这方面也有可喜的经验，如北京大学生剧团的校园剧比赛，上海中学生戏剧比赛等，可惜不成规模。人们热烈呼吁应当尽快以教育行政法规来确立大中小学的戏剧教育，这不能单从解决戏剧市场的角度来理解，更重要的是，参照历史经验，人们普遍认为古代雅典的兴盛同古希腊悲剧的繁荣、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戏剧运动的勃兴都有直接的联系，戏剧教育应被视作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并使国民积极面对世界、人生和自我而努力进取创造的一个现实步骤。
第二届华文戏剧节已落下帷幕，香港同行成功举办了一次紧张、丰富、有序和高效率的盛会。台湾同行接过“接力棒”，要把2000年的台北聚会办得“同香港一样好”。澳门同行“提前进入角色”，认真考虑着2002年澳门主办事宜。人们有理由期待华文戏剧节成为华文戏剧界显示团结、凝聚力量、创造实绩的“奥林匹克”。
【注释】
[1]原载于《戏剧文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