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我们将着眼于前述悲剧意识结构的四个层次，从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上，阐述中国近代悲剧意识崛起的思想轨迹，或曰思想形态，它包含在近代先驱者对悲剧意识长达百年坚持不懈的宣传倡导里。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一系列深刻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中国面对西方入侵，几乎每战必败，每“和”（“和谈”）必负，割地赔款，备受屈辱，形势何等险峻！然而炎黄子孙，自上而下，却仍麻木不仁地昏睡在华胄天下万古长存万世一统的美梦里，既没有危机感，也不感到痛苦，更谈不上不怕牺牲，不畏失败地反抗拼争。“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醉嬉鼾卧，漠无闻也”。〔2〕也许真会在这昏睡中几无痛感地灭亡。
幸喜有先知先觉先行者。华夏民族的近代精英，用凄厉惨烈豪壮的呼叫，惊破了这铁屋子里的昏睡。
他们痛感并深知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正面临自肇始以来前所未有的全面而又严重的危机，面临一种更强的文明的无情挑战。对此蔡元培说得相当传神：“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3〕面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没完没了的危机，必须果断作出选择。先驱者们选择了到西天取经，向敌人学习，促进中国的全面改革与现代化以救亡图存这条正确而艰险的路。在这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系列西方宝器。悲剧意识就是其中珍贵的一件。他们发现，悲剧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价值观，能够为国人提供一种动力论，正如它一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这一动力论。他们认为已经衰落的华夏文明相应的文化观、价值观作为动力，而这一动力可以在西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为象征系统的悲剧意识中找到。
于是这几代知识精英致力于竭诚向国人宣传和灌输悲剧意识！
这些饱含危机意识的人首先向国人宣传和灌输危机意识，从清朝统治阶级开明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再到五四运动的先驱，再到共产党人，这类言论在在皆是，更早的龚自珍、林则徐暂且不提，在以五四为转折的前后一二十年间，各种醒世危言更是风行一时，震惊海内，它们反映了长达近百年的国难临头的时代特色，康有为在90年代的“保国会”上著名的演说中呼号道：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4〕
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把列强侵略下的中国危机讲得具体入微，令人痛心：
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5〕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也对中国文明的危机作出过骇人听闻的渲染。他在给毕云程的信中写道：
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教，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运命？〔6〕
总之，他们或博采比喻，或逐项细陈，或中西对比，要让国人睁开眼来看危机，张开口来谈危机，动起手来除危机。即使如陈独秀那样偏激悲观的论调，在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方面也自有其价值。因为危机意识是一种正面品质。危机意识能使人调动全副力量去应付危机以争取胜利。危机意味着挑战，有挑战就有机会，把握住机会就能够创造，危机意识就足以解放个人或民族的活力以利其创造。鲁迅说得好：“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7〕
其次，先驱者们更注重宣传斗争、反抗以至冒险的意识。因为后者才是悲剧意识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简直可以说没有反抗意识也就没有悲剧意识。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一要害。严复、鲁迅等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出色，卓具影响。
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侧重于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达尔文主义进行创造性发挥，提出了名著数代之久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独特理论，这里的“适”并非消极被动机械的“适应”，而是要通过主动积极的抗争奋斗使自己成为“适者”即强者，在“物竞天择”中立于不败之地。严复“天演”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和人们应该适应这一规律而团结起来，自强、自力、自主、进步，以与外物斗争，不再受别人的欺侮、主宰和控制，故其特别强调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奋斗和抗争意识。关键在于面对外物压力应该也必须奋斗、抗争！这一单纯而深刻的思想闪电般一下子击中了中国精神的病疾，击中了时代的神经，赢得了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心，虽然严复并非有论悲剧意识，但他实际上在无意之间揭示出了悲剧意识的核心——反抗意识，并借重《天演论》广泛深远的影响，把它传播到了好几代知识分子的深心中。
鲁迅就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并把它发扬到空前的高度。鲁迅不仅对旧制度、旧思想反抗得最为彻底深入，而且对反抗挑战意识的倡导恐怕也最为一贯有力，在本世纪初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其宗旨就是鼓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他认为现在中国国力倾圮，民气颓丧，其表征是中国艺术萎缩陆沉。要复兴中国艺术，振兴国民精神以及拯救国家，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首先应该介绍的就是“摩罗诗派”，鲁迅高度推崇它“至力足以振人”，“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与此同时，他比较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对后者缺乏反抗精神与巨大力度，表示了尖锐的不满：即使屈原赋这样的“放言无惮”之作，“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由于鲁迅所面对的是审美现象，所以他是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反抗挑战”的，这样他就把反抗意识提升到了美学意识的高度。
除严复、鲁迅外，梁启超号召国人要像西方人那样勇敢冒险和雄威刚健，为此，他发掘传统，盛誉“亘古男儿一放翁”，高唱北方艺术“遒健雄浑”，“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8〕陈独秀痛感国人宜增强“抵抗力”，他认为中国受屈于西方列强，就深刻的宇宙论理由来讲，是因为国人缺乏抵抗力。“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一遇艰难，辄自阻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此四者，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消极，如此脆弱，如此退葸，如此颓唐。”〔9〕他这里说的“抵抗力”，正是我们说的“反抗意识”。他痛斥国人反抗意识缺乏的目的正是为了倡导反抗意识。李大钊热烈礼赞“雄健的精神”和“壮美的趣味”，他的阐述比梁启超更深刻也更明晰：“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10〕李大钊这里在谈历史道路，国家命运，民族生命，同时也在谈悲剧意识，谈反抗意识，他同梁启超见解大体上一致，他们所以赞美雄健精神，壮美的趣味，或雄浑的艺术，就因为其中昂扬着反抗挑战之声。
再次，先驱者们还力倡痛苦意识，既然有危机，有反抗，也就难免有痛苦，悲剧意识中除了包含危机意识和反抗意识外，还有痛苦意识。“人生识字忧患始。”翻开这百年记录，谁能不为那些充满历史阵痛，亡国惨痛，人生哀痛……的文字所震动？谁能看不出其中宣泄着的几代知识精英的痛苦？从龚自珍到康有为再到谭嗣同，从王国维到鲁迅再到巴金、曹禺，有谁不是这样？但在痛苦意识的阐述上最有理论深度的首推王国维。在近代中国，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讨论悲剧意识的第一人，也是从人本体角度探索该问题的第一人。在一个充满传统乐天精神的古老民族中，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理论，首次引入了一种充满悲观气息的“人生苦痛说”，把它注入了民族心灵深处。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要摆脱这种生活之欲所带来的苦痛，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因此他推崇悲剧艺术，尤为推崇《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正是叔本华所悬下的理想形态的悲剧：“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因而是“悲剧中之悲剧”，“宇宙之大著述”。〔11〕王国维的“人生痛苦说”和“艺术解脱痛苦说”似乎属于象牙塔里的制作，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但何尝又不可以看作是对国破家亡现实的形而上焦虚的反映？从悲剧意识倡导的角度去看，他不可埋没的功绩在于向国人输入了一种颇具深度的痛苦意识。
第四，近代知识精英们还大力提倡献身意识。李大钊有一篇题为《牺牲》的杂感对此讲得精辟而又感人：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2〕
这是在从人生哲学，以及美学的角度，对献身意识加以大力提倡的热烈礼赞！鲁迅说：“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13〕也在大力倡导献身意识。人具有献身精神，便甘当“失败的英雄”。鲁迅便以歌颂“失败的英雄”著称，他尖锐地嘲笑了传统文学里“曲终奏雅”，“小生落难，到底中了状元”式的团圆主义，认为这种文学上的团圆主义是瓦解悲剧美的绝症，反映出国民害怕缺陷、害怕失败、害怕毁灭结局的卑怯软弱偷猾的心理，他还指出：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14〕
在这谴责和赞颂的尖锐对比中，鲁迅希望中国多些失败英雄的态度表现得多么真切！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确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相当全面深入地阐释并倡导了悲剧意识，仅从上述举例式的论述即可证明，除王国维言论带有某种静观的超功利色彩外，其余各位都将悲剧意识提倡自觉地同某种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功利的目的紧相联系，把悲剧意识看作改造国民精神、培养雄健民风、增强民族活力、促使中国进步的一种动力论，看作对内消灭专制，对外抵抗侵略、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一种动力论，虽然单个地看，他们中没有谁能独立地全面深刻地阐释悲剧意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对悲剧意识的性质、结构、功能、意义作出了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感的精彩的阐述，并通过他们长期艰苦努力，把悲剧意识注入了民族精神中，使中华民族由缺乏悲剧意识转向充满悲剧意识。这，可以看作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崛起。中国近代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下面将要探讨的中国近代悲剧意识崛起的艺术形态和历史实践形态，就为此提供了新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