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之整合关系

我们曾经说过，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重视对文学结构内部关系的研讨，注意将其划分为各对立成分并探索其组织规律，寻求其“深层结构”。这样的研究方式无疑带着强烈的科学主义性质，它同“传统文学”批评狭隘的经验描述和主观随意的印象主义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是“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按照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典型”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总爱排除现实和排除历史，“居于奥林匹斯山的高度，一切心智都显得千人一面了。在找出一部文学文本的基本系统后，结构主义者就只能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了。把作品同它所涉及的现实联系起来，或把作品同它得以产生的环境联系起来，或把作品同研读它的实际读者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没有了，因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排除这些现实”^[1]。结构主义坚持对文学进行共时性研究，这是一大特长，但其排除历时性分析的偏执也同时暴露无遗。“在他们对研究对象坚决采取的‘共时性’研究中，历史变迁有时变得如同浪漫派的象征一样神秘莫测。”^[2]看来，典型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具有非历史主义的特征，它似乎倾向于把文学结构视为一个同社会、历史与文化无关的封闭自足的体系，一个紧锁在内部关系体系中的“孤独的囚徒”。

怎样才能既汲取结构主义的长处又避免这类弊端呢？我以为，办法十分简单，那就是坚决地打破结构主义所视为“神圣”的“内”与“外”的藩篱，坚定地把包括戏剧结构在内的文学结构同它们得以产生、接受和阐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简称为社会—文化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