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曹禺在中国悲剧史上的地位，明眼人一望即知难点在“中国传统戏剧究竟有无悲剧？”，明眼人也都很清楚，这在学界乃是一个各存歧见、争议至今尚未达共识的难题。笔者对此不拟详论。笔者只限于提出如下论点：
中国传统戏剧里是有悲剧的。这类悲剧不是西方式的进攻型悲剧，而是“中国特色”的忍耐型悲剧。“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1〕，而反抗至少可有两种方式：一是进攻型的反抗方式，一是忍耐型的反抗方式，前者是积极主动的反抗，后者是被动消极的反抗；不过谁能否认被动消极的反抗终归也是一种反抗！所以，中国传统戏剧中那些在强力压迫下，在苦难困厄中，虽未主动进攻，但也没有趋附屈服，而是默默忍耐的主人公也就是在坚持一种忍耐型的反抗；表现这类忍耐型反抗的戏剧即是我所称的忍耐型悲剧，这类人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忍耐型悲剧人物。
元明以来的传统悲剧充分地显示出了这类忍耐型悲剧的特征。它具体体现为如下两方面：一是它们创造忍耐型悲剧主人公以表现“忍耐”，二是它们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大团圆结局来继续宣传“忍耐”。其中部分悲剧满足了上述两项条件，可称为典型的忍耐型悲剧。部分悲剧则只满足了上述两条件之一，可称之为不典型的忍耐型悲剧。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悲剧非此即彼，大致都可分别归入上述两种忍耐型悲剧。〔2〕
典型的忍耐型悲剧以《琵琶记》和《娇红记》为代表。两剧都既创造了忍耐型悲剧主人公，又设置了大团圆结局。前剧的主人公赵五娘自始至终没有挑战只有忍耐；后剧的主人公娇红则始于挑战终于忍耐。她们身上具有如下两种重要的精神特征：一是消极性的精神特征，即面对命运捉弄自始至终不能主动反抗或虽有主动反抗而有始无终；二是积极性的精神特征，即在这“忍耐”过程中悲剧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坚贞、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以及宁静安详、崇本息末、克己奉献的人格与风格。这样两类精神特征的矛盾统一，交织成为这类忍耐型悲剧的“主旋律”。而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前剧是现实的“夫妻团聚荣归”，后剧是虚幻的“娇申同化鸳鸯”——则以极其巨大的“力度”与“华彩”，呼应扩展升华了。“主旋律”的效果，使忍耐型悲剧主题实现得愈加完美无缺。
不典型的忍耐型悲剧可以《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为例。这些悲剧的主人公窦娥、程婴等人面对强暴压迫、苦难困厄，并不单纯忍耐，而是不断挑战，颇具进攻型悲剧人物色彩，但为何我不认为它们是进攻型悲剧，仍要把它们划入忍耐型悲剧呢？因为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安排了大团圆结局。这反映出了不敢正视现实灾难的病态心理，表明了粉饰现实、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的消极倾向。它硬要把进攻型悲剧主人公毁灭命运所激起的观众的冲天怒火，导向一个盲目乐观的结论，“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需我们焦燥”〔3〕；致使进攻型主人公赋予全剧的主动反抗性也被大大地冲淡乃至于消褪了；以至这类悲剧里虽有进攻型悲剧主人公，我们仍不能把它们看作进攻型悲剧，而只能看作不典型的忍耐型悲剧。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悲剧中确乎没有进攻型悲剧，只有忍耐型悲剧，这种忍耐型悲剧的构成模式可列为如下图式：
忍耐型悲剧主人公+大团圆结局=典型的忍耐型悲剧；
进攻型悲剧主人公+大团圆结局=不典型的忍耐型悲剧。
中国传统悲剧的这一基本模式一旦为我们所把握，曹禺在中国悲剧史上的地位，就从一个重要方面清晰可见了：正是《雷雨》、《原野》的问世，中国悲剧史上才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进攻型悲剧！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创举！
这些悲剧所成功塑造的进攻型悲剧主人公，在强度上力度上深度上都非传统悲剧所可比拟：蘩漪为追求爱与幸福，敢犯“灭伦之罪”；金子同蘩漪相比，虽在出身、教养、地位等方面迥异，但论追求爱情幸福的狂热则毫无二致；仇虎为报血仇不惜惨杀无罪的盟弟，甚至殃及无辜的婴儿……这些人为了实现正义合理的目标，燃着足以把铁烧成灰的热情，抱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浑身充满令人生畏的雄风与气魄，一意孤行地采取着绝对主动的行动，这种强悍雄健、桀骜不驯，甚至不惜走极端的性格作风，是中庸之道和贵柔哲学的传统所绝对不能规范的，确切地说，他们把这一道统干干脆脆地打碎并完全抛弃了！
这些悲剧还坚决地摒弃了中国传统悲剧里泛滥成灾的“大团圆”老套，既摒弃了“现实的大团圆”，也摒弃了“虚幻的大团圆”，而代之以进攻型悲剧主人公面对强大假丑恶势力而惨遭失败、毁灭的结局。这样，这些悲剧便以其自始至终高扬着的清醒而勇猛的进攻精神，与传统悲剧遍地滋生的“忍耐”划清了界限，成了中国悲剧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进攻型悲剧。它以巨大的震撼力量告诉人们：进攻型悲剧主人公结局虽未能“大团圆”，但在精神上却成功了，胜利了。这并非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的自我麻醉的阿Q式精神胜利，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胜利。因为悲剧主人公在面对常人所难以承受的“毁灭”这一最大考验时，才得以圆满实现他的高贵品质、反抗意志、牺牲精神，才在读者观众心中唤起真诚的钦佩和敬仰，并促使其思考这种“毁灭”里所包含着的种种问题，进而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它既是巨大的感情震撼，又是清醒的理性启示，这类毁灭结局中所包含的双重功能，自然不是传统大团圆结局所可同日而语的。这类进攻型悲剧既同传统的中庸之道与贵柔哲学背道而驰，又同传统悲剧中的一味讲究忍耐，处处归于团圆的忍耐型悲剧意识倾向大相径庭，而成为一种艺术上文化上的新创造。在我看来，这一创举的意义既响应了时代，又超越了时代，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意识的崛起，曹禺的进攻型悲剧富于深远持久的价值与意义！〔4〕在我看来，这一创举还从一个重要方面确定了曹禺在中国悲剧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