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探讨曹禺在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应当看到他的悲剧里浸淫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精神是最有分量的“价码”。
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诚然有许多消极性，但若换个角度观察，它却又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价值。第一，积极的伦理功能。它憎爱分明，鞭挞暴虐、黑暗、贪婪、自私、见利忘义……，赞美正义、光明、忠贞、廉正、助人为乐……，即使笔者不赞成“大团圆结局”，但也没法否认它确实是在以“善恶相报”的形式告诫人们一番做人处世的万古不磨的大道理。第二，传统忍耐型悲剧在儒主中庸与道尚虚静的哲学美学观主导下，创辟出了一种对人生世界作雍容肃穆的审美静观的境界，这同西方“美在冲突”的动态的审美观大异其趣。第三，若从尼采评论“俄狄浦斯系列悲剧”时所言“英雄在纯粹消极的态度上达到了超越他生命的最高积极性”〔5〕这一辩证理性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在该方面的表现显然远胜于《俄狄浦斯王在科罗诺斯》之类的西方悲剧。前者虽未曾表现出主动进攻，积极扩张的意味，但仍然昭示了仁爱、善良、忠贞、克制，以国家民族他人利益为重等正面精神价值。它们的主人公如赵五娘、娇娘是否在“纯粹消极的态度上达到了超越他生命的最高积极性”呢？若从她们个人的表现看，回答是未必如此，但若着眼于其所实现的乐天信念、伦理价值、人生境界来看，回答却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她们沉浸在一种完全“忘我”与真正“超越个体”的精神状态之中。并且，若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或今生今世，而是总揽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建立在“善恶相报”观念之上的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其所揭示的却又正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正义终将战胜暴虐，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这样，它所表现出的乃是一种洞悉历史奥秘的极高的智慧，一种道德理性的极致，一种相信人性、相信历史的平常而高深的明哲性。其中精湛的哲学涵义绝对不应低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的哲理性、超越性和牺牲精神决不亚于西方进攻型悲剧，只不过它们所经由表现这类精神价值的方向迥然不同罢了。前者所缺乏的是后者拥有的那种斗争性与主体精神。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真正严重的缺陷。尽管如此，但正因其迥异于西方进攻型悲剧，反而为世界悲剧史提供了新的悲剧品类，反而构成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这一创举在审美领域内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因为在“非和弗美”〔6〕传统审美理想指导下，传统忍耐型悲剧的审美风格不是如西方进攻型悲剧那样火爆惨烈如波涛翻涌、电闪雷鸣，而是平和稳健如空山鸟语、晓风残月。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很少像西方悲剧那样正面渲染那种不可克制的激情，那种目不忍睹的惨伤，那种你死我活的拼争，而是将这一切“淡化”、“净化”为一缕雍穆庄严的情绪，一片广袤无垠的哀静，一种深沉冷隽的意境。这样，尽管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强度和力度在整体上逊于西方进攻型悲剧，然而后者却又不及前者那样拥有一种稳健典雅、恢宏大度的气度和风度。
基于上述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背景，我们便发现了曹禺对世界悲剧史的一项新贡献：他继承中国传统悲剧艺术文化创造出的《家》、《北京人》等“新”忍耐型悲剧，形成世界悲剧艺术的新景观。其主人公如愫方、瑞珏等人在含垢忍辱的生涯中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他人而耗尽自己（甚至常常是为那些缺乏价值的灵魂。唯其如此也就更具悲剧意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坚贞、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宁静安详、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悲剧的人，显得格外熟悉可亲。我们很容易由她们联想起赵五娘、娇娘等含辛茹苦的悲剧形象。前者和后者确实都是同一父母所养育出的姊妹。
不过，曹禺的“新”忍耐型悲剧若与传统忍耐型悲剧相比，仍有一些明显的新成分：一是在被动中仍可能出现主动，例如愫方一向消极地含垢忍辱，但最终还是主动逃离了活棺材似的大家庭；二是没有像传统忍耐型悲剧那样归于“大团圆”，而是坚持了“毁灭”与“不幸”的结局。这既是时代积极进取精神融入的结果，也同汲取西方进攻型悲剧有益要素的影响有关。
但是曹禺“新”忍耐型悲剧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它那向传统靠拢的“中和之美”的艺术风格。如果说《雷雨》、《原野》激昂排宕、峭厉雄浑、火爆惨烈，类似西方进攻型悲剧风格的话，那么，《北京人》和《家》就是清幽邈远、融和冲淡、肃穆雍容的，其审美基调确实近于“中和之美”的传统忍耐型悲剧。
具体地讲，《北京人》和《家》的戏剧美学风格汲取了重抒情性、重写意性的中国戏剧美学传统。西方戏剧一贯重戏剧性，即重冲突，以至曾出现过“没有冲突，没有戏剧”〔7〕的著名决断公式。其实，没有冲突，也有戏剧。中国重抒情性的传统戏剧历来就是这样的。然而在西方戏剧史上，抒情性的戏剧传统都是到了近代才由契诃夫所开创的。人们显然忽视了早在契诃夫以前几百年间，中国戏剧就是非常成熟的“抒情性”形态了，以致只津津乐道于《北京人》等同契诃夫“抒情性”的联系。其实我想也应谈它们与中国传统抒情性之间的联系。例如觉新与瑞珏“洞房花烛夜”，瑞珏与梅初识的对话，尤其是“愫方与瑞贞对话”一节，那凄凉幽婉的号声自始至终的插入，令人联想起传统戏剧中运用鼓点和喇叭对人物心理与环境气氛相互交织的抒情性渲染（例如笔者曾有幸观摹过的川剧《宋江杀惜》一场，就堪称这类艺术表现方式的杰构。）因而充满了传统戏剧式写意抒情的神韵。随之而来的文清“去而复返”，所运用的却又是“发现”与“突转”的西方式戏剧技巧，充满戏剧性。事实上，既注重抒情性又不排除戏剧性，正是《北京人》等戏剧在艺术上的总体性特色。这一特色既认同于传统，又不乏超越传统的自由创造性。
总而言之，曹禺的新忍耐型悲剧因其借助了中国传统忍耐型悲剧的艺术文化精神而独步于世界悲剧之林，为世界悲剧艺术贡献出了西方悲剧所短少的新东西。今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传统和现代艺术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曹禺的这类贡献必将得到更为广泛的承认。这为他在世界悲剧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