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公司作用机制因素
母公司通过其战略导向对子公司知识转移类型和意愿产生影响；通过母子公司协调机制对转移意愿、渠道和效果产生影响；通过知识吸收能力和转移支持系统促进逆向知识转移效果。前两者从母公司组织战略视角构成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控制机制，后两者从吸收和支持能力视角构成母公司的吸收机制，本研究将基于上述四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
（一）国际化战略导向
Si和Bruton（1999，2005）认为国际投资战略动因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尤其是中国合资企业内部的转移活动具有积极作用。Volet（1999）在研究不同国家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知识转移时，也将参与成员对知识转移的认知、动机和行为对转移效果的影响纳入到讨论体系中来。他认为，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学生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进行跨国界交流和跨文化知识转移时，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固然会对转移效果产生影响，但参与者自身的知识转移动机和学习情绪对其的影响更显著。可见，Volet也赞同从参与者自身战略动机的视角探讨知识转移效果问题。但在解释国际化战略如何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会通过战略导向引导子公司的知识需求。Frost和Zhou（2000）认为，国外子公司“获取知识通常是因为受到所处环境异质性的影响”。因此，外部网络，例如与当地顾客、竞争者及研究机构的关系，对子公司更新现有产品技术，创新核心流程以及相关的知识转移活动会产生显著影响。它不仅关系到跨国公司内部现有的资源、信息和知识存量，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可控资源大小和创新能力发展。Owen-Smith和Powell（2004）则进一步分析，东道国知识强度会影响母子公司关系，对当地资源向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是驱动也是障碍。Saliola和Zanfei（2009）则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知识转移，分析国际化战略通过影响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产生作用。他们强调分别作为买方和供方的价值链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大量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在此过程中，知识输出方对知识的控制程度将影响其转移知识意愿，如知识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向其他组织转移知识；输出方企业跨国经营的性质和程度也对内部知识转移产生影响，因为这类公司更倾向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关系网络并实现资源共享；此外，东道国子公司的经营年限和在当地购买投入品的采购比例等因素也会影响知识转移，这是因为上述指标从时间和数量层面分别衡量了子公司融入东道国经营环境的当地化程度，程度越高，则更倾向于与当地环境的外部知识转移，但若其自治能力提升，也可能导致向母公司进行知识转移的意愿会随之减弱。
此外，其他学者则针对国际战略对知识转移效果的直接作用进行研究。Niederman（2005）应用知识转移和IT劳动力外包的两类案例探讨国际经营战略和信息系统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其中，国际战略对知识转移具有积极作用，尤其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因为这类知识活动跨越不同国界，市场导向的国际战略可引导其重视不同东道国市场和宏观环境的差异，进而鼓励其获取东道国市场和文化知识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国际经营决策。Luo和Peng（1999）更强调国际投资战略中的国际化经验对内部知识转移的影响，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如果具有在东道国直接经营，或借助合作伙伴和价值链的经营经验，则更易于与东道国子公司之间发生内部知识转移。Giroud（2002）也发现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以及公司国籍会对其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纵向知识转移产生影响，新兴工业国家的内部知识转移就明显少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他学者也关注国际化战略中的其他因素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包括知识寻求性投资动因（Gupta ＆ Govindarajan，2000；Lord ＆ Ranft，2000），组织结构（Lord ＆ Ranft，2000），以及共享价值观等（Whilst Li，2005）。Schlegelmilch和Chini（2005）认为跨国公司是否能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在于其是否能从海外东道国经营过程中获得创造性知识（created knowledge），并将其应用到母公司中来。因此作者通过理论研究构建了母公司寻求创造性知识的国际化战略与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尤其是逆向知识转移效果的理论模型。模型中，作者强调母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通过影响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和渠道选择，进而影响知识转移效果和取得的知识价值，从主观意愿角度设定了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同时，Schlegelmilch和Chini也肯定参与知识转移的能力也将从客观能力角度影响其转移和吸收知识的效果（见图2-8）。此外，转移双方的组织和文化距离也将成为影响其过程的调节变量。本书对逆向知识转移中母公司战略导向的积极作用进行探讨，但并未选择适当方法进行实证验证。
图2-8 基于战略导向的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模型
资料来源：Schlegelmilch和Chini，2005。
除此之外，Duanmu和Fai（2007）着力研究跨国公司对中国供应商的外部知识转移，在针对16家无锡电子行业供应商进行案例研究后，作者发现，跨国公司对供应商进行的纵向知识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Initiating Stage）、发展阶段（Developing Stage）和强化阶段（Intensifying Stage）。初始阶段主要进行供应商的评估和选择；发展阶段的跨国公司通过知识转移参与供应商运营，帮助供应商控制成本，提升运输绩效和产品质量稳定性；强化阶段跨国公司与供应商的知识转移和共享经营已经初具经验，将更积极推进供应商的基本运营和创新活动，尤其是持续产品改进和新产品研发，借此强化跨国公司的外部知识转移效果。不同阶段跨国公司与供应商的知识转移表现出不同的战略导向，这与跨国公司本身在东道国的国际化动因息息相关。初始阶段到发展阶段对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初步发展阶段，公司更看重海外投资的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提升，也就更关注质量和效率导向的知识转移活动。发展阶段到强化阶段的跨国公司已具有丰富的东道国运营经验，国际化动机也由之前的效率导向型投资向战略性资产寻求型转移，因此它更关注运营绩效、产品改良和创新等创造性活动的知识转移。同时，不同阶段的知识转移对应不同类型知识，显性技术知识主要被用于初始阶段，显性技术知识和部分隐性知识被用于发展阶段，而剩余部分隐性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被用于强化阶段。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国际战略与知识转移效果的研究。王清晓、杨忠（2005）也在情景视角下研究企业微观因素对跨国知识转移的影响，这类因素包括母子公司之间的地理、知识和关系距离、企业文化和转移动机。其中关系距离是指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则知识转移越易实现；企业文化越倾向于鼓励知识学习、创新和变革，则知识转移越容易；知识转移动机越强，则转移越容易。此外也有许多学者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水平距离，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在不同国家的知识转移需求和倾向。
李柏洲、汪建康（2007）在研究母子公司之间知识转移的网络体系时，将母公司、子公司和东道国三个重要角色囊括其中。他们在肯定子公司和东道国特性的同时，也论证了母公司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子公司在与东道国知识互动的过程中，其创新行为、组织学习和吸收能力等将影响子公司的知识输入，其自主程度和分离意愿则对其向母公司的知识输出产生影响。而东道国区位优势、市场策略则是影响知识转移的东道国因素，这类因素又与母公司的投资决策紧密相连，母公司通过投资动因和区位决策决定对东道国的选择，通过管理战略和控制模式对东道国的市场经营发生作用。可见母公司特性对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具有间接影响，影响因素包括国际化战略（对外投资决策）、母子公司控制和协调机制、对子公司的支持系统（财务、人力、制度等）。
关涛、薛求知与秦一琼（2009）从知识嵌入性视角分析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作者通过问卷调研论证了知识人员嵌入、知识工具嵌入、知识嵌入惯例、企业相互协作关系以及嵌入载体的复合程度等因素与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知识嵌入惯例乃是研究企业组织方式、规则、程序、战略导向等因素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协作关系主要涉及跨国公司与其供应商、销售商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复合嵌入则主要测量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复合效应。作者还发现企业组织模式和战略导向等主观因素对知识转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延伸至逆向知识转移，其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刘帮成（2008）着力研究跨国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和整合机制，作者以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来衡量转移效果。所谓技术绩效是指知识输入方接受转移过来的知识数量，而能力绩效则是指知识再次转移的能力。因涉及跨国公司内部与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活动，作者将其研究的知识转移分为两类：一是跨国公司的海外创业主体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二是将知识转移至其他战略伙伴，即跨越组织边界在价值链上或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也称为二次知识转移（Secondary Knowledge Transfer）。这两类知识转移是跨国创业主体从东道国外部环境获取知识后的高级转移活动，不同于子公司之间的横向转移，或在同一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内部转移，因其转移难度更大且满足特定知识目标，因此更能体现知识转移主体的渗透能力和转移意愿，从而用以衡量知识转移的能力绩效。同时作者构建包含知识、组织和国家层面的跨国知识转移效果影响因素评价体系，探讨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其中知识层面的知识粘滞性越高，知识转移越难实现，而这种粘滞性可能来自于知识专有性、内隐性和复杂性。组织层面因素主要指创新导向的知识战略和组织间的信任关系更有利于知识转移实行；而国家层面因素主要是指知识转移双方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技术绩效的主要因素包括知识专有性、知识战略、信任关系和制度环境差异等；而影响能力绩效的主要因素为知识战略和信任关系。
（二）母子公司控制机制
母子公司控制协调机制是对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程度和管理模式进行界定，母公司将从战略管理、企业文化、资源支持、财务核算、股权分配等方面对子公司实施控制。其控制程度越强，子公司自主性越弱，则对母公司战略规划和执行的依赖性越强。在这类控制机制下，逆向知识转移的发生将受到积极影响，母公司将按照自身海外经营目标设计知识需求，子公司将更倾向于配合母公司知识需求，向母公司转移所需知识。同时，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协调机制越成熟，则两者的信息沟通渠道越完善，将更加有助于逆向知识转移的有效完成。
许多学者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入模式与知识转移活动联系起来，借此说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控制程度将直接影响子公司知识转移。如Chen，Chen等（2005）认为，知识转移推动了跨国公司通过接近当地技术竞争中心而获取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管理行为。跨国公司接近当地竞争中心的方式各有不同，从高控制性方式如全资子公司到低控制性方式像许可证经营和合资子公司。不同模式下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不同，其海外子公司与当地技术中心的接近程度也不同，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通过投资进入模式对海外子公司知识转移过程实施影响和控制。Mudambi和Navarra（2004）也认为母公司不同进入模式与知识转移种类密切相关。当企业在海外自建子公司时，母公司倾向于将知识注入当地子公司参与竞争，这种情况称为移植流（transplantation flows）；若母公司通过收购兼并设立子公司，则将子公司落后知识以母公司知识直接替代掉，被称为替代流（supplantation flows）；若跨国公司对处于不同地区子公司的知识进行优化整合，则被称为整合流（integration flows）。虽然作者主要研究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转移，然而转移动因、过程和渠道模式会随着对外投资战略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的。
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机制对知识转移产生直接影响，其与子公司的协调模式也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渠道选择和转移效率。在针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时，Ambos和Ambos（2009）更强调知识接受方协调机制和与输出方的距离因素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作用（如图2-9所示）。其中距离因素包括处于不同国家的输出方和输入方之间的文化、语言和空间距离；协调机制则包括技术协调机制（Technology-bas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TCM）和个人协调机制（Pers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PCM），前者主要用于保证知识转移参与方更易于接触、储存和转换知识，也包括知识转移工具、渠道和处理方法等硬件设施，后者则多涉及参与员工的心理层面因素，为保障知识转移效果服务，通过个人协调机制能够加强知识转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纽带与心理包容度，从而有助于克服知识转移障碍。
作者认为知识转移效果不仅取决于是否能获得原始知识，更重要的在于输入方是否获得潜在有价值的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在适当地方，因此评价知识转移效果分为两方面：一是所获知识是否能实现价值增值；二是运用知识获取收益的程度。
图2-9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https://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Ambos和Ambos，2009。
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涉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组织部门，他们在供应链运作中占据不同环节，因此跨越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和关系构建将对知识转移起到重要影响。LiuYi，Li Yuan等（2010）研究由供应链不同环节构成的组织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重点分析作为上游环节制造商的态度承诺（attitudinal commitment）与下游环节分销商的满意度（satisfaction）因素对市场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前者包含利益承诺（calculative commitment）和忠诚承诺（loyalty commitment）两方面。利益承诺主要基于下游分销商利益计算，即制造商将会努力承诺使分销商认为联盟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将大于破坏联盟所产生的损失，由此鼓励分销商维持联盟关系；与利益承诺的理性考虑不同，忠诚承诺更倾向于从情感牵连的角度来维持上下游环节的联盟关系。作者在中国市场选择225对分销商与制造商的联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利益承诺与忠诚承诺将对分销商的经济效益满意度（economic satisfaction）和社会效益满意度（social satisfaction）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得分销商组织有更强的动力在联盟内部进行市场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本研究虽然考虑跨组织联盟内部的市场知识转移，但由于涉及不同行业层面的联盟关系，对行业特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并未考虑在内。同时，对制造商权力和规模、态度承诺的结构、分销商的依赖程度等具体因素的影响研究也不够细化。
与此同时，Ellis（2010）则直接研究跨国贸易中间商（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mediaries，ITI）与制造商之间的知识转移，发现跨国经营中知识转移双方的距离和关系稳定程度将影响其转移效果。东道国中间商与母国制造商之间涉及市场信息和技术知识的转移活动类似于跨国公司内部由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作者通过对86组中国制造企业与中间商的海外贸易进行调研，分析得出与中间商贸易关系的年限和稳定程度，与东道国的空间距离，以及中间商的可替代性程度等因素对知识转移效率产生显著作用，进而影响生产绩效。
国外学者对母子公司之间的管理协调机制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出于不同视角，许强（2008）则直接针对母子公司组织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他通过比较分析网络结构和层级结构在母子公司关系管理中的差异，肯定基于网络结构的母子公司协调管理模式能有效促进知识转移。其一，网络结构有助于知识在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实现最大程度的流动，能使知识资源在不同组织单元应用，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其二，网络结构的母子公司拥有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显示高度一致性，以此为前提的内部知识共享更有效；其三，网络结构有助于内部学习氛围和文化构建，有助于鼓励知识共享和创新。
表2-5 母子公司协调管理模式的网络结构和层级结构
资料来源：许强，2008。
现有文献在研究母子公司关系对跨国知识转移的影响时，主要针对组织协调机制或组织结构，以及采用中间商环节进行协调控制的模式进行研究，直接切入母子公司控制程度对知识转移影响的文献不多，这也是本书切入点之一。
（三）母公司知识吸收能力
母公司知识吸收能力也是影响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过大量深入研究。Cohen和Levinthal（1990）提出“吸收能力”概念，他们认为转移双方的知识吸收能力差距是影响双方知识转移意愿和效果的主要因素，而该能力差距又与双方相关知识的原有存量差距有关。Mudambi（2002）认为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分为不同类型，根据知识流动主体分为水平流和层级流，前者指子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后者则指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EI-Sayed（2002）则是根据转移知识类型、用途和情境不同对企业内部知识转移进行分析，构建了包括知识输出子公司、知识转移机制和知识输入部门三者在内的知识转移模型。他们认为知识类型、用途和情境决定了知识转移机制，这种转移机制差异又同时受到输入和输出方的战略影响。其中，输出子公司的共享知识倾向、知识价值认知，以及知识吸收倾向和吸收能力都将影响知识转移过程和效果。
Wang，Tong和Koh（2004）以62家中国子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调研，研究跨国公司向在华子公司转移知识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应该从知识输出方跨国公司与输入方在华子公司的角度分别研究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其中知识输出方的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以及输入方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都会直接影响转移效果。知识输出方的知识基础和外派人员知识管理能力直接制约其转移能力和程度，而它是否愿意主动进行知识转移又取决于接收方在跨国公司中的重要性、所有权性质以及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等因素，越是重要、联系密切且控制较强的海外子公司，母公司更愿意与其共享知识。同时，知识输入方的员工能力和培训学习等支持机制的完善程度也将影响其对知识的吸收效果，而学习意愿也将由员工自身意愿以及学习激励机制决定。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体系概括如图2-10所示。
图2-10 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体系
资料来源：Wang，Tong和Koh，2004。
此外，Xia和Roper（2008）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生物制药行业的问卷调研，着力研究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作者采用研发密度、技术人员投入和持续性研发投入衡量跨国公司的知识吸收能力，分析得出企业特性（包括企业发展年龄、员工数量、所有权程度），对组织活动的战略重视程度（包括研发、生产、采购、营销和销售）都与知识吸收能力存在相关关系，其中以技术人员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Mu，Tang和Maclachlan（2010）在对跨组织联盟的知识网络研究中发现，知识转移能有助于联盟内部形成均衡型知识网络，这种均衡将有助于联盟内部知识创新能力的不断发展，而这种知识均衡与联盟网络规模、知识转移速度以及网络节点的吸收和渗透能力（Absorptive and disseminative capacity）息息相关（见图2-11）。其中知识发送方的渗透能力主要是指作为知识输出者的输出意愿与倾向性，是对传统知识转移意愿的升级，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知识转移意愿，还包括知识转移行为设计、渠道选择和制度规范等具体操作性内容，虽然在这方面的研究实证支持不足，但已越来越成为输出方影响因素研究的必然趋势。而吸收能力则主要是指输入方对知识的接收和消化能力等，本研究也认同将吸收能力延伸至个人的观点，因为组织中个人吸收能力将直接影响整体组织的知识吸收状况，本研究也积极从个人视角挖掘吸收能力的影响作用。研究主要采用不同时间阶段的实验仿真法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两类因素都将对跨组织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乃至知识网络均衡产生重要影响。
图2-11 跨组织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模型
资料来源：Mu，Tang和Maclachlan，2010。
Liao，Wu等（2010）也基于台湾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吸收能力对企业知识获取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吸收能力将会通过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组织知识层次和知识战略导向等因素对知识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现有对知识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或针对获取和理解能力进行研究，并未将知识吸收能力扩展到更高层次的学习创新中去。事实上，企业将获取的知识用于自主创新已成为发展竞争优势的必然趋势，因此将创新能力纳入到吸收能力评价体系中来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这也是本书的另一切入点。
（四）母公司转移支持机制
吸收能力直接影响知识接受方的知识输入效果，同时对知识转移的有效支持机制也将有助于保障转移渠道畅通，促进知识转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升知识转移程度和效果。Goh（2005）主要研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他认为知识扩散（Knowledge Diffusion）对鼓励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意愿有积极作用，并通过技术转移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尤其在跨越价值链的纵向知识转移活动中，发达国家的知识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生产效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可见，有效的知识扩散制度对知识转移及其效果提升有显著作用。
Persson（2006）研究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认为应从三方面概括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即运营结构（operational structure），融合机制（integrative mechanisms）及控制机制（control mechanisms）。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有其必然性，一是由于获取知识的子公司未必是运用知识最有效的组织，跨国公司内部还有其他部门或组织拥有运用知识的资源和能力；二是因为跨国公司内部通过知识转移，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资产组合将被全新的资源组合取代，在此过程中必将激发企业管理战略创新视角和模式，对组织内部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为此跨国公司内部组织——尤其是作为知识输入方的组织内部单元——必须提供有效的作用机制和知识环境保障知识转移的实践效率，这类作用机制就来自上述三方面。其中运营结构主要是指组织内部的生产流程（product flows），它将直接影响知识在组织内部的传递渠道、资源支持和信息共享效率等。融合机制包括联络沟通机制（liaison mechanism）、临时团队结构（temporary team structures）和永久团队结构（permanent team structures）。联络沟通机制将促使企业内部不同组织单元发现更多有助于发挥知识价值的潜在因素，从而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和共享；而团队结构则有助于知识学习和共享氛围的建立，从而对知识转移产生积极影响，其中临时团队结构将比永久结构更具灵活性，对知识转移更具激励性。控制机制则主要为知识转移过程提供激励机制（incentives）和社会化组织凝聚力（socialization）的辅助支持。上述知识转移作用机制可概括为图2-12所示模型。作者采用两维度7分量表法对知识转移进行问卷研究，其中因变量知识转移程度主要从两方面来衡量：①直接运用输出方子公司知识的程度；②从子公司报告和文件中获取知识的程度。作者对20家瑞典跨国公司的89家子公司进行调研分析验证了上述模型，但对各机制变量如何具体作用于知识转移的内在机理尚存在不足，且对不同知识类型下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未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
图2-12 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机制模型
资料来源：Persson，2006。
Tabachneck-Schijf和Geenen（2009）着力从知识使用者（知识输入方）视角探讨如何跨越知识转移的壁垒和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依靠组织对知识转移的支持机制和对知识转移风险的判定决策机制。前者将通过调整知识使用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来提高转移效果和实现预期知识目标，通过双方知识语言的共通性和应用效率提升来提高知识转移效果。而后者则通过可能性预测和估算来规避知识转移风险。Blumenberg，Wagner等（2009）以IT外包业为例积极探究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共享机制（shared knowledge）对转移绩效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机制不仅对知识转移双方关系起到促进作用，并且对完善组织知识结构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对隐性知识的作用尤为显著。
许多学者也运用不同视角对知识转移支持机制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Saliola ＆Zanfei，2009；Liao，Wu et al.，2010）。前者主要针对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进行研究，他们强调企业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和能力组合都会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后者则主要从知识获取和转移对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视角进行分析，着力探讨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学习能力和知识管理模式等为知识获取和创新学习提供的制度保障。此外，在针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研究中，文化支持对转移效果的影响不容忽视。Buckley，Clegg和Tan（2006）认为在众多文化因素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和“面子”观念起到主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之一。以往对其研究多集中在个人交往层面，Buckley等人（2006）将其引入到组织和政府层面的沟通中来。尤其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跨组织知识转移时，知识沟通和共享要依赖行之有效且沟通顺畅的转移渠道，跨国公司必须考虑中国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方式。跨国公司应该同东道国知识接受方建立长期关系，并与可能影响知识接受方的责任者构建基于“关系”的知识沟通渠道，包括组织内部员工（Employees），组织外部的当地合作伙伴（LocalPartners）和政府部门（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等，基于“关系”和“面子”的沟通渠道将能实现更畅通的转移效果。作者运用12家中国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得出跨国公司应该与知识接受方及相关方建立长期关系，以便实现有效的跨国知识共享和转移，其中应建立信任关系获取员工支持，实现基于共享价值观和双赢观念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积极获取政府部门的持续性环境支持。（如图2-13所示）
资料来源：Buckley，Clegg和Tan，2006。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支持体系的研究多集中于沟通体系和文化支持等方面，但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学习型组织及其他资源支持因素也不应忽视。本书将选择这一切入点，综合评价包含人员及其他资源支持、企业文化、信息系统、沟通体系在内的支持系统对知识转移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