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公司二维作用机制的直接效应
前文所述，H1至H4是为了说明母公司二维作用机制的四个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表明母公司作用机制与逆向知识转移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为验证母公司作用机制的直接效应，本书将母公司四个影响因素纳入到以逆向知识转移结果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自变量包括国际化战略导向、母子公司协调控制机制（control），知识吸收能力（absorb）和转移支持机制（support）。由于国际化战略导向包含国际化经验和动因等变量，而国际化经验和动因无法综合为一个变量考察，因此，本书将国际化战略导向分为3个自变量，即国际化经验（experience）、国际化动因（motivation）和知识嵌入性（embedding）。下面分别以逆向知识转移频率和效果作为因变量构建直接效应的回归方程。
其中β1β2β3β4β5β6α1α2α3α4α5α6为自变量回归系数，为εiμi方程误差项，purposei表示综合知识转移效果purpose以及转移效果的子变量实现知识共享效果purposeshare、实现知识应用效果purposeapply、知识转移制度构建purposesystem、实现知识嵌入目标purposeembed、实现自主创新目标purposeinno；frequencyi则表示知识转移频率的综合指标frequency，技术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tech、管理知识频率frequencyman、市场知识频率frequencymar和文化知识频率frequencycul。
为检验回归方程，首先应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由于以上方程中所有变量均包含问卷中的多个子题项，因此本书先将评价同一变量的多个子题项分值进行综合处理。此外，应该单独说明的是，母子公司控制协调机制的相关题项在信度检验时应该删除最后两个关于资源控制和财务控制的子题项，因此在处理该变量时主要是对剩余四个题项综合后得出新控制机制变量分值（controlnew）。在数据处理基础上，本书将分别对知识转移频率和效果的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本书在检验母公司作用机制的影响作用时，将分析作用机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具体指标对逆向知识转移结果的不同影响，因此围绕不同程度和作用类型的母公司机制因素构建了不同回归方程进行检验，而在不同方程中自变量设计存在差异。为保证回归方程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书会在各方程回归检验前对模型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证明自变量的独立性和回归结果的可信性。首先运用SPSS18.0（现更名为PASW18.0）软件对母公司作用机制直接效应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Collinearity Statistics），本书选择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两个指标衡量自变量共线性程度。容忍度是指该变量不能被其他变量解释的变异的百分比，因此容忍度越小的变量被其他变量解释的变异百分比越大，共线问题就越严重。一般来说，当自变量的容忍度小于0.3时，被其他变量解释的百分比较大，则认为存在一定的共线性问题。但也有许多研究认为，容忍度小于0.2时，才被认为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本书认为，容忍度大于0.2的自变量被认为其共线性程度属于可接受范围。而方差膨胀因子是容忍度的倒数，VIF越大说明共线问题越严重。根据容忍度小于0.2为存在共线问题的标准，当VIF大于5时认为存在严重的共线问题。
表5-25列示母公司作用机制直接效应的自变量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所示，各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0.2，VIF均小于5.0。虽然motivation和absorb变量的容忍度小于0.3，但由于是首次开发量表的一手数据，因此其共线性程度不太严重，仍属于可接受范畴，因此本书认为以其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表5-25 母公司作用机制直接效应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二）知识转移频率
本书采用SPSS18.0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检验，以便检验母公司作用机制对逆向知识转移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作用。首先以不同类型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及子变量为因变量的方程5.1进行回归检验（Enter），其结果统计如表5-26所示。不同因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R2值均大于0.5，说明其拟合优度较好；而以frequencytech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的R2值虽然小于0.5，但大于0.4，考虑到为初次开发量表的检验结果，其拟合优度也属于可接受范围。
表5-26 直接效应——知识转移频率的回归系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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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26
注：***表示Sig.小于0.01，在1%水平上显著；
**表示Sig.大于0.01，小于0.05，在5%水平显著；
*表示Sig.大于0.05，小于0.1，在10%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5-26的回归系数结果，在对知识转移频率综合值的母公司因素研究中，母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导向、母子公司控制机制和知识转移支持机制三类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具体包括国际化投资动因、知识嵌入性程度、母公司控制程度和转移支持机制等因素，其中知识嵌入性和母公司控制程度在1%水平，其他在10%水平上显著。可见，在对知识转移频率检验中，本书关于母公司作用机制的因素假设基本得到验证，但知识吸收能力在检验中并不显著。笔者认为，这可能由于本书对知识转移能力的概念设定，将知识吸收能力扩展到知识应用和创新能力的范畴，不仅仅影响低层次的知识共享程度，更对应用知识进行自主创新活动的能力和程度进行衡量。然而知识应用和创新的高层次活动不属于基本的知识共享和转移涉及的范畴，而知识转移频率仅针对基本知识共享活动的数量和次设问，所以与高层次知识创新能力不直接相关。反而，与知识转移支持机制等直接影响知识接受方正确获取和接受知识的因素相关。此外，作为控制机制的国际化动因、知识嵌入性和控制程度等变量则通过调节海外子公司知识需求和知识共享战略，从而影响子公司转移意愿，对逆向转移频次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为具体研究不同作用机制因素的影响差异，本书将知识转移频率按照不同知识类型划分为技术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tech），管理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man），市场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mar）和文化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cul），其影响因素差异也如表5-26所示。①frequencytech的影响因素中国际化动因（motivation）、母子公司控制程度（controlnew）和知识转移支持机制（support）较为显著。与综合知识转移频率的研究不同，知识嵌入性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技术知识的获取和共享并不与特定市场环境直接关联，而多被用于知识接受方的产品性能提升、生产工艺改进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所以知识嵌入性（embedding）与之关系不太显著。②frequencyman的影响因素中知识嵌入性在1%水平上显著，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太显著。这是因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多以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或技术寻求为主，关注管理技术和工具的投资活动不多，或仅以管理知识获取为次要目标，所以国际化动因对管理知识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应的其他母公司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而知识嵌入性则是因为管理知识和工具的应用必然与特定市场或企业环境相关联，并需要相应的组织条件予以配合，因此知识嵌入性程度对管理知识转移的影响显著。③frequencymar的影响因素中国际化经验、国际化动因、知识嵌入性、母公司控制程度等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的是，知识转移支持机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本书认为知识转移支持措施包括创新文化、学习型组织、信息管理系统、人力资源支持和沟通渠道等，它们对显性知识或可编码知识的转移共享更为有效，如技术知识，而对隐性包括市场和文化知识的支持作用却不太显著。④frequencycul的影响因素中国际化动因在1%水平上显著。由于文化知识的获取和共享在逆向知识转移中占比例较少，因此母公司作用机制的影响作用多不显著，但国际化动因表示对海外投资的重视程度，因此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整合具有战略要求，对东道国文化知识的获取对母公司跨文化管理和整合极其必要。
（三）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转移效果作为评价逆向知识转移的另一重要指标，本书将遵循逆向知识转移频率的分析方法对母公司作用机制与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将选择母公司作用机制的6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逆向知识转移效果的综合分值purpose，以及转移效果子变量purposeshare、purposeapply、purposesystem、purposeembed和purposeinno分别作为因变量，对由其构成的回归方程分别进行回归检验（Enter），将回归结果统计如表5-27所示。不同因变量回归模型调整后R2值分别为0.696，0.526，0.473，0.410，0.417，0.426，均大于0.4，说明其拟合优度可以接受，各回归模型都可以对因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起到较好的解释作用。而不同因变量模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回归系数各有差异，说明不同层次知识转移效果将受到不同母公司作用机制因素的因素，其具体回归系数和内在原因分析如后文所述。
表5-27 直接效应——知识转移效果的回归系数统计表
续表5-27
知识转移效果的综合指标的分析模型中，母公司国际化战略（motivation）、吸收能力（absorb）和支持机制（support）均在1%水平上显著，可见这三个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效果产生积极影响。而在知识转移效果的具体分析中，主要影响因素并未统一：①知识嵌入性、国际化战略、母子公司控制协调机制和知识转移支持机制对知识共享效果（purposeshare）具有显著影响，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知识共享效果只涉及知识转移的传递和接受环节，并未涉及知识应用和创新等高层次活动，因此知识转移支持机制和战略导向的作用明显高于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②知识应用效果（purposeapply）的实现程度主要受到母公司战略导向和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涉及知识学习和应用环节，较高层次的知识应用和创新能力将对其产生显著影响。③知识嵌入目标（purposeembed）的实现程度则主要受到国际化战略导向和转移机制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对外知识需求往往与实际对外投资活动相关联，直接反映国际化战略导向的知识需求。④知识转移制度的构建（purposesystem0和实现自主创新（purposeinno）的程度则主要受到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其显著性水平明显小于0.01，在1%水平上显著。这主要由于这两类知识转移效果指标涉及较高层次的知识活动，包括将知识转移和管理活动制度化以及知识应用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他们已不再依赖于基础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如对知识获取提供需求指向性的战略导向，对知识转移意愿产生影响的控制机制，以及对知识共享效果产生显著影响的转移支持机制等，而更依赖于高层次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
可见，在对逆向知识转移效果的研究中，国际化战略导向、知识转移吸收能力和支持机制的作用基本得到验证，尤其在转移效果的具体分析中，国际化战略导向和吸收能力的影响尤为显著，而母子公司控制机制的作用在转移效果综合值和具体指标的分析中并未达成统一结论，该假设只得到部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