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公司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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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公司国际化战略导向
在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母公司可以通过国际化战略引导子公司对知识资源的寻求方向，可以促进子公司进行知识管理活动。在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投资活动中，中国企业已逐渐从投资客体向投资主体转移，海外投资动因也由最初的市场寻求型向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源寻求型转移。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通过积累国际经营经验逐渐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企业越来越重视获取海外战略资源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向发达国家或向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活动中，通过寻求海外东道国市场己不能满足其国际经营需求，它们开始尝试挖掘东道国公司的品牌和渠道资源开拓市场以提升市场知名度，开始挖掘技术知识和工艺知识以提升自身产品性能和服务水平，开始挖掘优秀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理念资源等隐性知识以提升管理效率和人员素质，开始挖掘东道国文化知识以提升跨文化整合能力和文化适应性。不同战略资源寻求型投资活动意味着对东道国不同类型知识的选择获取，包括与品牌、渠道、市场营销策略等相关的市场知识，与技术工艺和服务水平相关的技术知识，与管理工具和理念相关的管理知识，以及与东道国文化、政策、法律等宏观环境相关的文化知识。战略资源寻求型海外投资战略为海外子公司的知识需求指明了方向，将促进子公司从东道国不同渠道获取相关知识资源，同时也通过母子公司一致的战略导向促进子公司对其的知识共享和转移。
（二）母子公司控制协调机制
Doz和Prahalad（1987）针对母子公司导向的战略管理模式，提出了跨国公司应该遵循的母子公司管理两重性问题，即关注母子公司战略层面的协调统一和关注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本土化响应需求的均衡问题。母子公司协调控制模式意在调节两方面的战略倾向，并最终寻求最适合企业整体发展的均衡点，均衡点所处位置不同则母公司的战略协调机制将有所不同。若母公司更顾及母子公司的战略协调和整合统一，则将倾向于实施控制力强的全球一体化战略模式；若母公司更兼顾东道国的当地化需求，则会更鼓励子公司实施自治管理和当地响应战略。Tang，Xi和Ma（2006）运用模型推导法检验不同战略组织模式对内部知识转移活动的影响，全球一体化战略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和信息流动将沿着管理层级进行，而自治管理则突破管理层级限制，要求参与知识共享的成员并不按照传统层级结构确定，而是按照沟通效率和知识绩效等指标综合评定，选择其中较突出者优先纳入到知识转移对象中来。中国学者也积极探讨母子公司控制协调机制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许强（2008）着力研究网络和层级结构在母子公司关系管理中的差异，肯定基于网络结构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能有效促进知识转移。
除了直接研究组织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是影响转移效果的主要原因，这是由于合作双方的信任关系对合作效果有直接影响（Uzzi，1997），知识转移也是一项基于合作和共享的知识管理活动。Hansen（1999）相信知识转移双方关系质量直接影响转移效果，而信任度则是影响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他认为转移双方信任度越高，越有助于知识交换。因为信任关系使得知识输出方的转移意愿更强烈，也使得输入方更愿意接收对方知识，同时也将有助于降低转移冲突和知识验证成本。Szulanski，Cappetta和Jensen（2004）则认为如果输出方是值得信任的，会更易接受对方转移的知识，也更倾向于将知识应用于自身经营，并积极遵循输出方指导来修正知识应用行为，包括改善组织环境适应知识应用需求，提高知识学习和创新投入，促进知识管理和支持机制等，使知识转移能达到更高层次。
在研究母子公司关系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时，母子公司战略协调机制和相互信任程度都将对转移效果产生影响。本书为综合研究其影响作用，将选择母子公司控制程度作为判定指标。因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不仅能反映母子公司协调管理模式，也能反映其合作和信任程度。可见，从控制程度研究母子公司协调机制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极有意义。具体来说，这种控制程度应包括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控制、股权控制、文化控制、资源控制和财务控制等。
（三）母公司知识吸收能力
学界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效果影响的研究。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效果与转移速度以及参与主体的吸收和渗透能力（Absorptive and disseminative capacity）息息相关。其中知识输出方的渗透能力主要是指知识输出意愿与倾向性，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知识转移意愿因素，还包括知识转移行为设计、渠道选择和制度规范等具体操作性内容。虽然在这方面的研究实证支持不足，但已越来越成为输出方影响因素研究的必然趋势。而吸收能力则主要是指知识输入方对知识的接收和消化能力等，Liao，Wu等（2010）基于台湾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吸收能力对知识获取和创新的重要作用，认为吸收能力会通过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知识层次和知识战略导向等因素对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本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知识转移实践，同样肯定作为知识输入方中国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对转移效果的影响。同时本书认为基于中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和共享学习的复杂性，不同企业对获取知识的应用程度不同，对海外知识的共享吸收也应分为不同类型。一类企业关注知识在母公司的共享和吸收程度，以期扩大母公司的知识储备；另一类企业关注东道国知识在母公司的应用实践，因为母公司往往出于某种战略需要获取知识，或基于技术和工艺的创新需要，或基于开拓不同东道国市场的经营需要，或出于跨文化管理的战略需要等，它们更倾向于将所获知识用于母公司相应的实践活动，构建能立足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还有一类企业关注知识资源为自主创新服务的能力，它们通过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知识、东道国人力资本和其他创造性资产，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服务。因此，本书认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母公司知识吸收能力可分为不同层次，即知识接受和共享能力、知识学习和应用能力、再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
（四）知识转移支持机制
除吸收能力外，对知识转移的有效支持机制也将有助于保障知识转移渠道畅通，促进知识转移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升知识转移程度和效果。Tabachneck-Schijf和Geenen（2009）着力从知识输入方视角探讨如何跨越知识转移壁垒和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依靠组织支持机制和对知识转移风险的准确判定进行决策。前者将通过调整知识转移双方关系来提高转移效果，通过提升双方知识语言的共通性和知识应用效能来促进知识转移。Liao，Wu等（2010）则主要从知识获取和转移对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视角进行分析，着力探讨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学习能力和知识管理等支持因素为知识获取和创新学习提供的制度保障。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支持体系的研究多集中于沟通体系支持和文化支持等方面，但支持机制不止如此，人员、信息系统以及其他资源因素的支持作用也应受到关注。本书认为母公司对知识转移支持机制的作用效率和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逆向知识转移效果，这种支持机制涉及文化支持、学习型组织、信息管理系统支持、资源支持、沟通渠道支持等各方面，具体说来包括：①企业文化是否鼓励和包容新知识；②企业文化是否鼓励员工积极创新；③公司内部是否有较浓厚的学习氛围；④公司内部是否存在鼓励和帮助成员学习的相关机制；⑤信息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和完善程度；⑥公司内部是否积极引入研发和技术创新人才；⑦公司是否对海外知识引进和创新提供资源支持；⑧公司内部信息沟通渠道是否畅通；⑨是否与子公司保持通畅的定期信息反馈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