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知识转移评价的问卷设计
逆向知识转移评价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知识输出方子公司的转移意愿和渠道选择进行评分；二是对逆向知识转移结果进行评分，知识转移结果评分包括知识转移程度、知识转移频率和知识转移效果，其中转移程度分为初级和高级转移活动，分别对应不同渠道的知识转移；转移频率按照知识类型分别评分；而转移效果表示实现不同层次知识转移目标的程度。
（一）逆向知识转移意愿和渠道
（1）子公司知识转移意愿对应题项QⅢ-1（willing）。
（2）子公司知识转移渠道选择对应题项QⅢ-2、QⅢ-3、QⅢ-4。
其中题项2是对转移渠道进行多项选择，属于定性评估的题目；题项3和4则是对不同类型转移渠道的重要性和构建完善程度进行主观评分。对于知识转移渠道的分类，Zack（1999）和Hansen等（1999）认为存在人员方式和编码方式，而Jasimuddin（2007）则在研究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时将两种渠道进一步细分为电话、Email、即时信息传递、Lotus Notes和面对面交流，电话和面对面交流属于基于人员方式，其他三者属于基于编码方式。本书研究借鉴这一分类方式，认为知识转移渠道可分为基于编码的渠道和基于人员的渠道，同时考虑到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模式和职能关系，再添加基于管理层级或职权的渠道。其中基于编码的渠道主要表示知识通过电子平台或文本资料等形式进行有形的传递和共享，这一过程需要知识编码技术的配合；基于管理层级的渠道主要是指作为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它与母公司之间存在天然的层级制度和职权关系，知识输出方可通过正式组织和正式渠道的业绩汇报和总部交流等活动共享知识，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组织等管理层级内的其他结构分享知识；而基于人员的渠道则表示知识输出方与知识输入方之间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培训和轮岗等方式进行抽象化或经验性的知识共享。同时，本书认为根据子公司知识转移渠道的不同，子公司参与知识转移的程度存在差异。参考薛求知等（2009）研究知识嵌入性时开发的知识转移评价量表，其中对知识转移活动分为初级活动和高级活动的分类方式。他们认为初级活动涉及知识资料共享和数据交换等，高级活动则涉及更抽象的技术合作和交流、人员培训和学习等活动。本书在结合前面对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渠道的分类方式的基础上，将其参与知识转移的程度分为初级知识转移（basic）和高级知识转移（senior），前者包括基于编码和基于管理层级的知识转移活动，后者则指基于人员的知识转移活动。
（二）逆向知识转移结果
对知识转移效果衡量的指标在国内外文献也有相关成果，许多学者开发相应公式计算知识转移程度，但这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子公司知识转移，或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层面，将这类量表或公式运用到逆向知识转移研究是存在探索空间的。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活动的评价指标往往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转移过程进行评价，包括知识转移频率、知识转移程度，知识转移类型等；二是对知识转移结果和目标实现进行评价，包括分析知识转移影响实践活动的层次、知识转移目标的实现程度等（见表5-1）。
Cummings和Teng（2003）总结知识转移有效性的计量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是将知识转移有效性以在特定时间内转移知识的多少来衡量（Hakanson ＆ Nobel，1998）。第二种在项目管理中经常使用，即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预算限制下，使知识接收者满意的程度（Szulanski，1996）。第三种是从技术转移和创新角度来考虑的，即将知识转移有效性与知识接收方的再创新程度相关联，如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与组织设计过程的再创造过程。第四种是从制度理论出发，它将知识转移有效性用知识接受者从中获得的知识所有权大小、忠诚度与满意度来衡量，即知识内化的三方面因素。Kostova（1999）认为知识所有权大小与三个因素有关：其一，为掌控知识的自由度越高，则越有利于知识接受者融入自己想法、独特知识及个人风格；其二，接受者参与知识的程度影响知识所有权；其三，知识所有权反映个体投入的精力、时间和注意力等。知识忠诚度将反映出它使用知识来开发能力的情况，与知识保持互动的情况以及与知识有关的工作投入的额外情况等。知识接受者满意程度衡量其对接收获取的知识是否能应用于相关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满意度进行评价。
表5-1 知识转移评价指标的主要研究文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仍然倾向于采用包含转移过程和结果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知识转移。Wong，Shaw和Sher（1998）开发了一套包含17个指标的知识转移有效性评价体系，分为公司、市场、经济和技术绩效测量指标，具体为捕捉技术能力、是否获得所需技术、所获取技术的互补性、对产品质量的提高程度、对产品绩效的改善程度、成本降低程度、风险降低程度、获得相关资源的容量、缩短进入市场时间、市场份额提高程度、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提高程度、垂直整合程度、技术变革监督力度、国际化程度增长率、企业成长率、投资回报增长率等。
Gupta和Govindarajan（2000）和Chini（2004）将知识转移内容分为六种，即①产品、包装、流程设计的知识与技能；②生产、加工、制造的知识与技能；③采购、仓储、物流的知识与技能；④市场运营、销售的知识与技能；⑤财务管理的知识与技能；⑥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对每种知识转移程度按照Liken-5点量表进行刻画（从“非常少”到“非常多”），以六种知识转移程度的平均值来衡量知识转移效果。而张晓燕（2006）则在其研究中设计二维模式对知识转移效果进行测量，即从知识流出成本和知识流入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借鉴了Gupta和Govindarajan（1991）关注知识转移的转移量和方向，Huber（1991）和Robinson（1995）关注知识共享水平、频率、内容的观点，提出通过子公司知识流入和流出的频率、流量和对绩效的影响来进行测量的方法。(https://www.daowen.com)
Liao和Hu（2007）对知识转移活动采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分别为基于组织的知识转移（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基于团队的知识转移（group movements）以及基于程序的知识转移（procedural movements）。其中基于组织的转移活动分为六层次指标衡量，即“经常共享知识”、“为解决问题而转移知识”、“提供相应资料辅助支持”、“直接展示知识使用模式”、“经常通过讨论提供建议” 和“经常共享各自经验”。基于团队的知识转移主要包括“经常开展团队讨论”、“建立知识共享型团队”、“通过团队平台解决问题”以及“通过团队共有技术解决问题” 等活动，而基于程序的知识转移则涉及以下步骤：“设立项目目标”、“计划项目细节”、“不同部门间清晰的权力分配”、“经常进行文件交流和探讨”以及“运用数据库存储文件、数据和报告”。
Minbaeva（2008）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知识转移动因的影响时，将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分为母子公司之间与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主要从以下维度衡量其转移程度：“市场运营知识”、“分销运作知识”、“包装设计”、“产品设计”、“过程设计”、“采购运营知识”和“管理系统实践”等。
Kaminski等（2008）将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活动分为与供应商的知识转移，以及与顾客的知识转移，并采用下列方面衡量知识转移程度：“供应商/顾客参与研发过程的程度”、“是否雇佣专业咨询人员或管理人员优化研发进程”、“是否存在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研发”、“是否引入外部企业/个人参与研发过程”、“关于研发项目和知识需求的判定是否包含内部分析过程”、“研发产品是否受到外部专业机构评估”等。
Ellis（2010）主要研究市场信息在中间商与制造商之间的转移活动，他运用“市场信息对知识接收方竞争绩效的贡献程度”来衡量知识转移绩效。
关涛、薛求知与秦一琼（2009）在研究知识嵌入性对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影响时，构建了关于成功知识转移的测度量表。他们将知识转移评价分为知识转移活动和知识转移结果两部分，前者涉及初级和高级转移活动，分别围绕简单的数据资料交换，以及深层次的技术合作和交流来设置问题；后者涉及知识转移结果，按照知识转移程度分为“获取知识”、“实现获取知识的初始企图”、“员工素质因培训和轮岗而提升”、“业绩因跨部门团队而提升”、“形成组织内部共享知识的氛围”、“员工主动参与学习”、“拥有新知识所有权”等不同内容。
本书在总结回顾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逆向知识转移现状，提出自己的知识转移评价体系。在评价逆向知识转移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转移内容，即所接触到的知识种类。大多数学者将其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前者可能包括企业文化、战略导向、管理技能等企业精神层面或制度层面的内容，后者则包括技术、管理制度、资本运营模式、市场运作等涉及操作层面的技能。也有学者按照企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分为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本书将在这一分类方式基础上加以改进，将知识转移类型分为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市场知识和文化知识。其次，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价，本书将在薛求知（2009）研究所设计量表的基础上对逆向知识转移从知识转移程度和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价，前者将衡量子公司向母公司知识转移的程度，包括知识转移频率和程度两项指标。转移频率指标将按照不同知识类型分别评价。知识转移程度则主要讨论其是基于现有信息平台的简单交换和共享，还是基于组织制度层面的人员轮换、文化渗透和知识转移体制，按照这一标准将知识转移程度分为初级知识转移活动和高级知识转移活动。根据前文分析，本书将知识转移程度评价指标用于知识转移渠道分析。后者知识转移效果则主要围绕“实现知识共享的效果”、“实现知识应用的效果”、“促进知识转移和管理机制”、“实现知识嵌入目标”、“实现自主创新效果”五方面来设计问卷。
逆向知识转移结果评价，对应题项QⅢ-5和QⅢ-6。知识转移频率指标表示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和共享知识的频率（frequency），根据转移知识类型游客具体分解为技术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tech）、管理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man）、市场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mar）和文化知识转移频率（frequencycul）。
知识转移结果评价不仅仅包括子公司知识逆向知识转移的频率，更应该包括实施逆向知识转移目标的实现程度，即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价指标（purpose）。知识转移效果也应对应不同层次的转移目标实现程度，最低层次应该是“实现知识共享的效果”（purposeshare）；接着是知识理解和被应用于实践的程度和效果，“实现知识应用的效果”（purposeapply）；在知识应用和吸收的基础上，知识输入方会将知识转移和共享活动规范化和制度化，即“促进知识转移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完善（purposesystem）；其次，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往往与某个东道国投资息息相关，是否能“实现知识嵌入目标”（purposeembed）意味着这项知识转移活动是否满足作为母公司的中国企业实施海外经营的初衷和最初的知识需求；最后，则是母公司将吸收获取的知识用于“实现自主创新的效果”（purposeinno），它直接衡量知识转移的未来价值。（见表5-2）
表5-2 主要研究变量与问卷设计
续表5-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