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由于现代性对道德生活的“祛魅”，剥去了伦理精神与道德体系肌肤上那道美丽的羞涩，将伦理道德从人的道德生命中剔除出去。伦理精神和道德体系宛如经过X射线的穿透，呈现出一种没有灵性血肉的赤裸而狰狞的利益和欲望的枯骨^[1]。同时，现代科技理性也完全取代了“理性”的完整内涵，导致了人类理性的内在分裂，目的与手段、价值与知识、理想信念与实际操作被人为地分割了。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理性一路高歌猛进，成为现代社会主宰性的力量。技术暴力不但破坏了大自然的秩序，控制了社会经济系统，而且使人文文化由于其不符合计算与逻辑的规则要求而被当作“非科学的知识”，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伦理学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被非知识化，被边缘化，甚至被当作个人任意的主观情态表达而丧失了其在实践生活的普遍价值。现代性道德不但成了科学技术的附庸，而且与现代性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形成了权利共谋的照应关系，而非权利互制的价值紧张。伦理道德作为现代性文化价值的核心，失去了社会批判的力量。

另一方面，个体原则与功利原则是现代社会突出的特点，前者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后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业化交互作用却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化、功利化，人们在竞争中走向紧张、冲突与对立。在“自然欲望”与“道德超越”的张力结构中，现代人越来越趋向于靠近本能欲望。现代人除了不拒绝欲望的满足与权力的获得外，反抗一切价值，进而滑入贪恋、庸俗的泥潭。殊不知，享受快感的放纵行为表面上能让人开心快乐，实质上却让现代人正在扮演着“掘墓人”的角色。最终，这样的严重后果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陌生感与道德不信任感，难以形成共享的道德价值，使以群体认同为核心的社会整合陷入困境。所以说，现代人满足了欲望需求，却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感。现代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但其背后却也隐含着一些危机。究其根源，是人们抛却了伦理道德这一价值之根，在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中走向自我毁灭。高度理性化的现代思维方式，由于丧失了价值规范的维度而成为人的桎梏，当人们惊醒的时候，也就是其被击碎、瓦解的时刻。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有伦理道德价值的渗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

于是，在现代世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传统伦理学的思考、伦理资源的挖掘已聚成一种悄然的心声。习总书记也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不论是对传统美德伦理的追寻，还是希图重建道德的形而上学，确立人类的终极关怀，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现代伦理建设所面临的多重课题。而且当前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和德性和谐能力的凸显为德性伦理的当代生存提供了理论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德性伦理的当代生存提供了实践向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文明的多样性共存也为德性伦理的当代生存提供了人性和文化向度。可见，追寻德性伦理已经非常必要。但“一个社会成员们是否有可能以某种不同于启蒙运动及其西方后继者们的方式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达到真正合乎理性的一致”^[2]，东西方伦理文化无疑是迥然不同的。传统—实践—共同体—幸福生活是西方美德伦理的基本生存图式，修身—躬行—生活—成人则构成了东方伦理文化的典型——儒家德性伦理的自我生存图景。西方的德性传统由亚里士多德开始，而中国的德性传统则由原始儒家处发端。从孔子思想发展的过程表明，当时的德性思想已经开始进入思想家的视域，孔孟时期的儒者已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建立了心性一体、德知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孔子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正是依此为基础，加上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其德性思想的创造提供了理论刺激，从而最终使孟子得以建构起一个相对完备的德性伦理体系。可以说，到孟子，中国伦理精神的雏形已初步建构。因此，探讨孟子的德性伦理思想，分析其得失，既对研究整个中国伦理精神的发展有重大价值，也有助于为现代伦理建设提供有益资源，能为重建现代伦理理论体系寻找传统依据。

另一方面，从目前港台及内地孟子伦理思想研究现状来看，基本上侧重于孟子中国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方面，对孟子德性伦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一些著作和一部分论文中，也有些许专著，但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伦理道德的关系出发进行阐释的还不够充分，因而对孟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整合，形成规范、有序、合理的德性伦理思想体系是必需的，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