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乐观精神
情理精神除了体现为面子与耻感外，还培育了一种特有的乐观精神，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它一方面表现为刚健进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儒家一贯的刚健进取精神。《易传》中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乐道”精神、孟子的“浩然之气”都是进取精神的具体表现。孔子追求的“乐”是一种在道德逆境中亦能“求道”“行道”“持道”的仁者之乐以外，而孟子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乐除了内涵仁者之乐外，还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孟子与孔子具有不同气度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给人们的感觉是老成持重，是温良恭俭，是心平气和；孟子给人们的感觉是生机勃勃，是刚健果敢，是心直口快。若说孔子有圣哲风范，孟子就具有英雄气概。”[37]正因为孟子的这种刚健果敢和英雄气概，所以他的乐观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世的自信。孟子处于先秦的战乱时期，当时各国崇尚武力、处处充满杀机，然而孟子一改怀“道”之人的忧思，确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与信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而中国人即便是“知命”，但仍奋力拼搏。正如梁漱溟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乐观精神时所言：“知命而仍旧奋发，其奋发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失败，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之谓，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又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38]同时儒家的乐观精神又倡导人在日常生活中“知足常乐”，使人始终保持一种中庸平和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养性情之正。这种“知足常乐”的精神一方面肯定人的私欲得正当满足，另一方面告诫人不应当囿于私欲。正因为中国人的“知足常乐”，不为私欲所纠缠，因此不仅能在社会中形成其乐融融的景象，而且也能与自然融洽和谐。
乐观精神除了以上两种表现外，还包含了四种境界，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在自然境界中，人只知道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需求，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即指此种境界。孟子认为，人作为天的化生之物，生存于世，必然有“食色”的自然欲求，当这种需求得到满足时，内心会产生愉悦感。这种因自然情欲的满足而产生的乐，即儒家乐观精神的自然境界。对此，孟子作了具体的阐述：“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境界虽处于最低阶段，但却是包括圣贤在内的个体的必然需求，“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功利境界是个体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后，自我发展之欲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这一境界中，人逐渐摆脱动物本能的驱使有了自我意识，他便不再满足最低的生存欲望，而是进而要求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以使自身能够优越于他人。荀子从情欲出发论证人性本恶，他认为恶之根源的情欲不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情欲，而是满足自身发展，获得更多利益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应有所度，不能毫无止境，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正如荀子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功利境界之后的道德境界，是先秦儒家在“此世间”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其本质是人的道德价值得到实现和认可后而体验到的生命的安适和满足。在先秦儒家那里，主要存在两种道德之乐：第一种是个体通过内在之德性修养而获得道德提升后产生的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道德之乐。在孟子看来，道德的根据在人之内心，凡事只需反求诸己，挖掘自身善性就会使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就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道德之乐。第二种道德之乐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种种德道德磨难之后，以一种超越的心态对待艰难困苦，从而产生的超然物外的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其最为典型的就是“孔颜之乐”，它是经过痛苦磨难之后升华而来的道德上的幸福感。孔子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虽然不为人们所欲求，但与“不义而富且贵”的不道德相比，前者能带给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因为如康德所言：“道德学就其本义来讲，并不是教人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乃是教人怎样才配享幸福的学说”[39]。天地境界是儒家乐观精神所体现出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中，个体完全摆脱了自我任意性的束缚、道德他律的强制，完全进入到道德的自律状态，即进入到一种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之中。当个体把自己融入到宇宙的大生命中时，就能体会到“赞天地之化育”的“生生”之意，达到“与天地参”，从而进入自由之境。此时，物我一体、天人合一，道德上的“应然而然”成为了生命活动“自然而然”，即道德规律成为了自然规律。
总之，比起西方的理性主义，中国的情理精神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情因按照理所规定的秩序发挥自身的伦理统一力而具有道德属性，成为德行的内在动力；理虽然给予情以运作和扩充的秩序，但是必须建立在情的基础上，德性才能找到最终的根基。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认同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那么，他就会自觉地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因情而有义，在这里非理性的情感却导出了理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理”精神的奥妙所在。情是理的根本，只有建立在情之基础上的理，才是通情达理，才能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然而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如果将人情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当作实现一己私欲的工具或手段时，人情互动就会发生异化，成为束缚人、制约人的异己力量。人情在法治领域的泛滥，必然产生诸多弊端。较为严重的就是违背，甚至践踏社会的伦理、正义，使各项法律规范充满弹性，降低了其公正性与严明性；在政治领域，正是人情关系网的存在使得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成为可能，败坏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注释】
[1]余治平：《性情形而上学——儒学哲学的特有门径》，《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余治平：《性情形而上学——儒学哲学的特有门径》，《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页。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300页。
[6]刘清平：《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页。
[8]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2页。
[9]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3页。
[10]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11]杨国荣：《道德系统中的德性》，《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2]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13]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7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8页。
[1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忙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页。
[1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8]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7～108页。
[1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
[2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1～193页。
[21]苗力田：《品质、德性与幸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2]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76页。
[23]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
[24]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5]李丽：《“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页。
[26]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页。
[27]王英：《黑格尔对抽象的普遍的辩证法批判——以精神现象学为例》，《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8]邓晓芒：《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现代哲学》，2011年第3期。
[29]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4页。
[30]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31]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319页。
[32]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33]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34]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5]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36]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342页。
[3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
[38]梁漱溟：《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4页。
[3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