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规定
人性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孔子论性，只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未对性做善与不善的区分，以为人的本性生来相近，只是由于环境和习惯的不同才使得人的行为结果相去甚远。“墨子提出‘疾病祸崇’是‘人之所不欲’的观点，似乎也涉及了‘人性’的问题，具有自然人性论的倾向，但他始终没有作出‘人性’的理论概括。”[21]
到了战国时代，学者论人性出现了很多分歧。仅就儒家内部而言，据王充《论衡·本性》篇所载，除孟子、荀子，言人性者外，还有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世硕等人则以为“人性有善有恶”。此外，道家和法家也有自己的人性理论。而与孟子直接争辩之人，则是主张“性无善无恶”的告子。在告子看来，人的先天生理资质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既可以引其向善，也可以引其向恶，就像水既可流向东方也可流向西方一样。世硕也是从人的自然资质方面解释人性，在他看来，人是一个阴阳二气凝结的生命体，也是善恶两种因素的集合体，阳气方面体现着人的善性，阴气方面体现着人的恶性。荀子更是把人性的内容看成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和自然资质。他认为，这种自然的资质和本能从本性上说是自发的，而自发的东西本来就与社会的礼义规范、社会秩序相矛盾，因此从道德性上来说就是恶的。人间的善不是源自于人的本性，而是起于人对自己本性恶的危害性的认识，起于人对自己恶的本性的限制与改造。荀子以“伪”来区别人与动物，提出人因为有“伪”而起礼义法度，有了礼义法度而“能群”，“能群”进而战胜外物，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孟子的人性不同于上者，主要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是人所异于禽兽的特殊本质，是人的本质属性，与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截然不同。他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对人性的规定在与告子的辩论中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也；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性，本字为生。《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阮元曰：“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商周古人造此字，已谐声，声亦意也。”（《性命古训》）所以，告子的基本观点是“生之谓性”。这里的“生”是天生的才质或资质，可称为生物之性。所以他讲：“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理性，即仁义礼智之性。它高于生物本性，为人所特有，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几希”所在，告子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人之性与动物之性的界限。这里的“几希”之性是指以恻隐、羞恶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道德情感，它的存在，使人即使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也依然能够保持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并对人的善言善行产生巨大的向心力。
另一方面，“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并没有将人性与动物性区别开来，“性无善无恶”也没有回答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依据告子等人的主张，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是外在的，是为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争端和社会安宁而设立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准则是为社会整体存在而设的，不是为个体本身所设的。因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向社会道德的每一步的接近，都意味着对个体的性的进一步的压抑和扼杀。而孟子的人性是个体生命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天爵”“良贵”。所以，个体向社会道德的每一步接近，都是自我生命的展开，是自我生命的完善和显扬，而不是对自身自由的压抑和扼杀。它要求人们自愿地使个体需要服从整体需要，或者说把社会整体存在、发展的需要看作为自己的需要，也就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
因于此，孟子进一步把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性”同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相区别，提出“大体”与“小体”的分别。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所谓“大体”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即人的道德属性；“小体”指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即人的生物属性，如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生理欲望的追求。要求人们“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区分了人之性与动物之性，也就是在人身上分出了生物性与社会性，表现了他对人性的自觉的认识。同时他又把人作为类看待，“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肯定了圣人与凡人在人性上的相同。于是，在孔子那里高不可攀的圣人，到了孟子这儿，通过性善论的沟通，在人格的基础上实现了平等，即“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性善的基本品性上相等，在最后成贤成圣的可能性上相等，于是人格也就平等。然而，这种“人格的平等决不意味着伦理地位上的真正平等，而只是在各自的不平等的伦理地位与伦理关系中‘安伦尽分’的平等，每个人的‘伦’不同，‘分’也就不同，但在‘安伦尽分’的德性与德能上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具有的‘良知良能’”[22]。它主要是从主体自身的能动角度而言，没有把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概括其中。而荀子主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从主体自身的具体修为出发，成圣成贤不仅依靠自身的努力，还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习俗的影响和教育的熏陶，为成就自我准备条件。这种思路区别于孟子的地方是，其把习行与教化的作用统一起来，将人的价值的实现纳入到广义的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是对孔子学说的另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