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伦理实体的礼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早在文字记载以前，礼仪就很发达，而且是传承文化的手段。”[14]周公开创的礼乐文化，更是把礼乐传统发展到成熟阶段，其主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典章制度；另一方面是生活规范。而它的功能，主要是靠统治阶层的圣王贵族来维持。但经过了西周到春秋时代，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的已不太熟悉那种日益繁缛的礼乐，有的则僭越而不遵守礼制，礼乐规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有名无实或者徒有其表，只是一种形式。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决定恢复周礼。然而，他对周礼的恢复并不是简单地盲从，而是在继承礼乐传统的基础上，抓住周礼的根本精神，“把它上升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变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15]
礼是孔子德性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据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统计，“礼”字出现了74次[16]。其在《论语》中有三种含义：第一，指西周以来的社会制度。《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指各种礼节仪式。它是不同伦份的人生活方式的标志，“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三，表示尊敬有礼貌。这是个体行为对礼的修养。这种含义在《论语》中不多见，到孟子那里此用法才逐渐明晰起来。
然而，孔子重视礼、维护礼，却并非是一味因循，而是将不下庶人之礼作为衡量人的道德行为与人伦关系的价值标准，其确定所有人都应遵循的规范，使之普遍化。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礼是对中国社会伦理实体的设计。所谓伦理实体，就是按照伦理的特质与原理所建构的人伦关系的实体，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这种伦理实体设计的基本原理是把政治关系诉诸于伦理关系，再把伦理关系归结为血缘关系，由血缘伦理上升为伦理原理，再由伦理原理上升为政治原理。于是，血缘—伦理—政治直接同一、三位一体，其核心便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17]。之所以形成这种原理，与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结构方式密不可分。然而，礼的伦理实体设计在孔子那里还不完善甚至不清晰，但他的贡献在于对社会秩序与伦理实体的认同。直到孟子“五伦”说的确立，才使得这种伦理实体设计的内在原理逐渐完善。
孔子的礼作为对中国社会伦理实体的设计，它“体现了社会的伦理精神与个体的道德精神。”（《论语·为政》）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正名。孔子认为，政治混乱、道德沦丧、社会动荡的表现是“名不正”，为了恢复周礼固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秩序，他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正指纠正、匡正，名指社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孔子的正名主张，广泛地讲，有语言学和知识论的意义，然而实质上是为礼乐制度而设，目的是使整个社会趋于稳定、有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里的“名”，与《左传·成公二年》所记载的孔子的话语，即“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之“名”相同，既是名实之名，也是名分之名。所谓“正名”主要是正名份，其实质是固守自己的伦份，按自己的名份去行动，安分守己、安伦尽份。“伦”不同，其地位、伦之理的“份”也就不同，所以君臣父子的身份不同，相应的权力、义务也就不同。《论语·颜渊》中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为君者尽君道，为臣者尽臣道，为父、子者，要遵守父、子之名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会名实分离、实不符名，造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为证》）的严重后果，使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处于无度的混乱与极端的无序状态之中。可见，在孔子看来，正名不仅仅只是理顺每个人在伦理纲常中的秩序、名分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能产生一种植根于人们思想意识深处的伦理信念，这才是为政之本。所以，孔子强调礼的伦理功能和道德目的，并把礼作为实现正名的评判原则和标准。“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行。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基于此，他提出了礼治，强调以礼治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的正名思想，后来被荀子发展为“礼以定伦”说。荀子认为，礼是正名分、盯人伦的标准；舍礼，则无以定伦，无以正国。他指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难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在荀子看来，礼就是要给君臣上下、贵贱长幼、庶人百姓定一个恰到好处的职分和行为标准；然后大家各守其分，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天子拱手而天下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妇妇、士士、农农、工工、商商，则人伦有秩，天下太平。相反，行事不以礼，做人不安分，必致祸乱。因此，他主张以礼为评价人们言行的标准，强调“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荀子·儒孝》）。总之，“孔子所倡导的礼重名分、重差等，主要是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与近代以来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存在不协调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礼已完全过时，已无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18]。对此，我们应该吸收其合理内核，使它的精神价值在现代社会发挥效用。
第二，鼓和。正名的目的是为了致和。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论语正义》解此曰：“和是礼中所有，故行礼以和为贵”[19]，这里“和”指伦理的和谐。孔子认为，先王之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和”，不论大事小事都按照“和”的原则去处理，以期达到“和”的境界。“和”与“同”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孔子主张“和”，而不主张“同”，原因就在于前者是保持矛盾对立面存在的和谐统一，是有原则的和谐；后者则是否认矛盾对立面存在的差异，强调绝对的同一。所以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他所强调的和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是以“礼”节“和”，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礼的本身就是不同名份的人之间的和谐，推行礼制，就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和睦，即用礼化生出一个良序的社会。居上要宽，居下要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反之，若“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第三，质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强调礼仪之内在本质的重要性。孔子认为，礼的本质是情文、质文的统一，即“绘事后素”，也就是说，外表的礼节仪式与内在的情操是统一的。人们在遵守礼的要求时，要注重礼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繁文缛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说，礼的本质不在于外在的东西，而在于其内的心理因素。可见，礼所贯彻的内在精神，不是存在于礼本身，而是存在于礼之践行者的生命之中，它只有依于仁才能成为合理的存在。礼的行为规范，只能是仁的品质的外在表现，“礼节者，仁之貌也”（《礼记·儒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