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仁民、爱物
由上文可见，孟子所谓的仁，是一种同情心，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关爱。但这种爱有亲疏远近之别、厚薄轻重之分，是一种等差之爱。体现在己亲与他亲的关系上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体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这种等差之爱与墨家强调爱人如己的兼爱与周爱不同。墨家强调爱人如己，投桃报李，要先爱别人的父亲，这样别人也会爱自己的父亲。这种兼爱与周爱虽然具有泛爱性和某种崇高性，但它不符合中国家族社会的人伦原则，因而孟子批评其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之举，这也体现了儒墨两家在爱的观念上的差异[14]。具体来说，按照关爱对象的不同，仁可分为亲亲、仁民、爱物三个层次，其中亲亲是仁的自然基础，仁民是仁的核心，爱物则是仁的完成。“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第一，亲亲。孟子与孔子一样，特别强调亲亲之情对仁的重要性。他认为，亲亲之情是人世间一切相亲相爱情感的基点，并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15]可见，“亲亲”是仁的要旨和根源，血缘亲情是仁的自然基础，实践仁必须从“爱亲”做起。所以《礼记·祭义》表述孔子之言是：“立爱自亲始。”《论语·学而》记载有子的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过，“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孟子·梁惠王上》）。仁产生于爱亲之孝，孟子把“孝悌”作为“亲亲”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孝指善事父母，悌指尊敬兄长。一个人只要确立了孝悌之心，就能随时随地以亲亲之爱处理血缘家庭关系，践行孝道，使家庭关系在父子兄弟的天伦之乐中井井有条。当他怀抱着孝悌之心步入社会时，就会本着仁爱原则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践行仁德，使社会秩序在道德情感的规范下卓然有序。然而，“爱从亲始”并不是止于爱亲，它还需继续扩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家庭走向社会，这就是仁民。
第二，仁民。这里的民指血缘关系以外的人，亦即一般人。在孟子看来，凡人都是“同类”，因此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仁民由亲亲而来，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推衍、扩充的过程和结果。孟子所说的“推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就是指这一过程和结果，也就是说，首先尊敬自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这是人之天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份对家人的爱扩展至他人乃至社会，也就是亲亲仁民。这与孔子“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主张精神是一致的，都是由爱亲推及到非亲以至于所有社会成员。《论语·雍也》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强调的正是通过“推己”和由近及远的扩展来实现人类的普遍之爱。个体通过这种“爱亲”而至“爱人”，也就是由家庭走向了国家。《礼记·礼运》相信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可以说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爱物。爱物是对爱人的进一步扩展，是仁的最后完成。关于爱物，朱熹注曰：“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16]爱物由亲亲、仁民推演而来，一个人只有亲爱自己的亲人时，才有可能推及他人，仁爱百姓；只有当仁爱百姓时，才有可能珍爱万物。爱万物，也就是要尊重、保护自然界。“牛山之木常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哉？”（《孟子·告子上》）这后来被宋明儒家发展为“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可见，按照儒家传统，仁的实现，不仅限于家庭或家族，限于人类自身，还必须扩展到自然界，这才是完整的，也是终极性的。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说：“仁德本来意义是爱，这是人类最本真最可贵的也是最伟大的情感，可视其对象、范围不同而分为不同层面。首先是爱人，人又从爱亲开始……其次是爱物，进而爱整个自然界，这也是仁德重要方面，绝不能仅仅将仁局限在‘人间性’这一层面上。”[17]这一点，只有当代生态伦理学出现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接着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吸收佛教“万物有知”的思想，把仁爱精神进一步扩充，提出了“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仁”的学说。这种把天地万物纳入到儒家的道德视野中，充分显示了儒家道德至上的特征。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彦，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叶。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张载不但完全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而且把孟子“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发挥，把儒家的仁爱精神真正推广到万事万物，达到了“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的道德境界。程颢也对孔孟的仁爱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论述了其“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道德境界。他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大岂有四肢百体而不知爱者哉？”（《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推广儒家仁爱精神到极至，就能达到“浑然与物同体”，此时自己与天地万物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孟子所讲的“万物皆备于我”，那么不但能“爱人”，而且“品物万形”都在被爱之列。后来朱熹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明代王阳明的理想人格是能达到“万物一体之仁”的大人，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学问》）大人之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由于其内心中所具有的仁性使然，这种仁性人人具有，原因在于人人都有怵惕恻隐之心。他举例说：“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大学问》）
总之，在孟子看来，亲亲是仁最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是仁的起点。仁民即对百姓的爱，包涵对人的尊重，具有道德尊严上的平等之义。爱物则是同情之爱，兼有爱养之义，即爱护、养护、保护之义，这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包涵着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人与物是在生命的意义上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以单纯的厉害关系来联结。从生命的意义来讲，人与物亦有平等之义，因此才有不忍之心、同情之心。无生命之物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应该予以关爱。这样看来，人与天地万物便是一个生命统一体，爱物不仅是人的责任、义务，而且是人的道德性、目的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