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家思想的批判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先后通过变法而逐渐强大起来。一些诸侯大国，如秦、齐、楚等都雄心勃勃，想统一中国而“王天下”。适应这种形势，“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法家“以力争天下”，提倡“霸道”，将法治主张发展到极端。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说：“法家主张耕战立国，并将刑法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这样，对外，战争便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形式；对内，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主要靠刑法来调节。”[50]
法家极其尊崇霸道，商鞅就屡称制霸之术，“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商君书·算地》）。“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他提倡耕战，用赏刑作为法治的重要手段，提出“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商君书·修权》），并且“赏厚而利，刑重而必”（《商君书·修权》），甚至制定了残酷的“连坐”之法。严刑峻法的实施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诸侯，这与孟子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孔子曾提出为政的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之役。”（《论语·颜渊》）孟子则曰：“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孔子提出了“仁者无敌”的主张，其理论核心是以仁政行王道，认为征战兼并为罪，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完全不同于法家以法治行霸道的理论。另一方面，商鞅从法家的立场出发，不仅把儒家的仁道原则作为破除的对象，称其为“六虱”，而且反对儒家以《诗》《书》《礼》《乐》进行德治教化。他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是故兴国者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对此作了总结，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对此，孟子曾提出了较为理性的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表达了相对健全的理论倾向。
从商鞅严刑重赏可以看出，他不主张性善。韩非子主张性恶，更是从人之“好利恶善”之情出发，提倡通过暴力原则实现其霸道的目的。“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发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孟子虽不可能知晓韩非子的主张，但他对法家的理论不可能没有了解，因而，他坚决反对法家为耕战、重刑罚的政策，提出“以德服人”的观点，倡导实施仁政的政治策略，“以力假人者仁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礼乐制度崩坏，百家异说蜂起，人们的行为没有统一的规范，社会秩序缺乏统一的价值。虽然“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51]，但“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52]。面对社会无序，人性向恶，人欲横流之势，百家之说明显难以救时之弊。如何处理善与恶、利与义、忠与孝、臣与君等的冲突，重塑社会信仰、重构人们的价值心态，就成为孟子考虑的现实问题。因而，孟子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批判并吸收诸家学说，建立起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性思想体系。《孟子》一书，即孟子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结晶。
【注释】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页。
[2]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第988页。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7页。
[4]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0页。
[5]巴新生：《西周伦理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6]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8]杨国荣：《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3～304页。
[10]《礼记·丧服小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11]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2]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51页。
[13]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14]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25页。
[15]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1页。
[1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18]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19]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页。
[20]转引自游唤民著：《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3页。
[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5页。
[22]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2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四库全书》第700册，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24]樊浩：《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
[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27]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2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1页。
[29]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30]樊浩：《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4页。
[3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1卷号。
[32]主要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学术资源。
[33]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34]陈光连：《知性与德性——荀子“知性”道德哲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35]《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十三经注疏》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5页。
[3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37]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38]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39]冯友兰：《新理学·性心》，《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孙以楷主编，孙以楷、陆建华、刘慕芳：《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41]孙以楷主编，孙以楷、陆建华、刘慕芳：《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页。
[43]孙以楷主编，孙以楷、陆建华、刘慕芳：《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44]孙以楷主编，孙以楷、陆建华、刘慕芳：《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45]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46]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47]丁为祥：《从绝对意识到超越精神——孟子对墨家思想的继承、批判与超越》，《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第3页。
[48]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49]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50]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51]刘安：《淮南子·要略》，引自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版。
[52]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