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乐亦忧的圣贤境界

儒家注重个体内在德性的目的是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孟子所追求的是乐的圣贤之境。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寻求生命的安适、满足和愉悦。然而，这种安适、满足、愉悦不是使日常生活中的情欲得到满足，而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与人的道德情操相关，是人获得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

重视血缘亲情是原始儒家的一贯品性。因此，在对乐的道德追求中，孟子把基于血缘亲情的天伦之乐放到了最基础的地位。“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孟子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切，是一种天伦之乐。只有“父母俱存”才能从父母那里体验到来自父母的爱与对父母的爱；只有“兄弟无故”，才能体验到兄友弟悌的手足之情所带来的快乐。正如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长”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孟子把其作为体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初表现，这也正是他把天伦之乐作为求乐道德追求起点的意义之所在。除了追求天伦之乐，孟子还追求一种以自我德性为基础的道德人格之乐。蒙培元指出：“孟子是以‘天爵’蔑视‘人爵’的哲学家。他认为，道德人格是实现乐的体验的真正主体，离开德性主体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便无所谓乐。”^[22]在孟子那里，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发挥心的全体大用，不断扩充善性，使其明见于外。见之于外，则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快乐。所以孟子宣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种乐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大丈夫之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孟子对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的发挥。孟子认为，自己得道，不是道德追求的终点，还应把此道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享有道德恩泽，正如朱熹所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23]这是孟子的第三种乐，传道授业之乐。此三乐之境集中体现了孟子德性境界的特点，即把仁道原则贯彻于德性境界的提升过程，使个体的生命价值在历史与现实的同一中获得了实现。

孟子所追求的圣人境界不仅体现为乐的情感，还包含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闵亦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集注》云：“乐民之乐而民乐其乐，则乐以天下矣；忧民之忧而民忧其忧，则忧以天下矣。”这是孟子一切喜怒哀乐的最终落脚点。其中，恻隐之心是生发“以天下为己任”的直接契机，承担困苦的责任感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孟子正是通过对“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馋，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的深刻体验来弘扬人性之本善。所以他强调的“忧”有两层意义：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所忧患的不仅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物质匮乏，还涉及百姓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所以，当现实的苦难蒙蔽人的善良本性时，孟子内心深处自然产生一种无限的同情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毕生追求的社会理想。因此，当他追求圣人境界时除了谋求个体道德生命的提升以外，也在谋求天下的安康幸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积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才使孟子的乐不是肤浅之乐。可见，在孟子所追求的亦乐亦忧的圣人境界中，乐是主体，是根本，有忧才有乐。忧是过程，乐是目的，经过忧的乐才是真正的乐。也只有超越忧，才能真正体验到乐的境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一个贤明的君主，只有爱护百姓，为百姓着想，与民同乐，才能王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从此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