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的形成
周人观念上的敬德主张，付诸社会实践的便是在制度上设制礼仪、订立规范。礼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几乎涵括了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来源于祭祀，从“示”和“豐”，表示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礼本义为礼器，其发展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典礼仪式不可分割。据王国维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观堂集林·卷六》）礼器是被用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意向交流，它只有在祭祀仪式中与名分及一定的观念情感结合，才凸显其象征意义，构成完整的礼。根据《礼记·礼器》中的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据此可知三代之礼有一个前后继承和发展的因果关系。夏礼是三代之礼的初始形态，商代的礼和祭祀联系在一起。由于殷商时期，氏族血缘关系的存在，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相结合，伦理思想还没有从宗教意识中分离出来，因而殷礼具有鲜明的宗教性特征。
到了西周，周公在沿袭过去礼仪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周朝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在《诗经》对西周前期历史的记载中，礼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与祭祀有关的宗教情感以及祭祀的仪节，人们为了祈求福祉、消弭灾祸，将最能表达崇敬之心的饮食贡献给各路神灵。祭祀活动庄严而隆重，祭祀仪式热烈而虔诚。而在西周中后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礼的含义开始超越祭祀之事，被赋予更宽泛的内容。在这里，礼不仅指饮酒筵乐，而且指人际伦理。《诗经·庸风·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通耻）。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当礼与人的廉耻、威仪相联系，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时，礼便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成了某种德行标准。西周后期，礼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文化功能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一是作为处理和整合血缘宗族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伦理范畴被使用，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二是礼嬗变为基本的国家政治统治手段，即阮元所谓的：“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礼记·经解》也概括了周礼的作用：“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家室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可见，周礼不仅被用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定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且“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礼上》），礼规定和调整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大典、治国之术，到长幼之辨、宗族之和、官爵之序、武功之成，再到道德仁义、教训正俗等，都必须在礼的要求下才能够“动得其宜”，恰如其分。管理国家，要“为国以礼”（《论语·雍也》）、“政以礼成”（《左传·襄公十年》）；做人，需“约之以礼”（《论语·颜渊》）。礼书中记载：“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礼记·王制》）；“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周礼·地官·大司徒》）。在周礼这种治民方针的影响下，使道德教化深入人心。
从以上周礼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出，周礼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周礼由神学特色极度浓厚的人神之礼向人伦之礼转变。即把礼作为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于是宗教的礼便成了道德的规范、价值判断的标准。二是“亲亲”“尊尊”成为贯穿周礼的主要思想观念，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和政治等级制的基本精神。所谓“亲亲”“尊尊”，即以自身为起点，上至高祖，下至曾孙，合为九代的亲属关系[10]，以嫡长子为中心，亲其所亲，尊其所尊，由此发展为宗法制、分封制、继承制。可见，周礼的实质是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远近、贵贱、上下等级的严格秩序。区别性是它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通过礼体现，又通过礼维护，使各个等级能各守名分，由此达到一种宗法式的和谐。当然，西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礼乐文明一统天下，而是宗教和礼乐文明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诗经》反映的情况来看，礼的形而上的意义远没有被认识，其规定还多停留于生活的表象层面。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诗经》中的礼经常和仪联系在一起，注重生活的形式方面。但是，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作为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在整体上对社会生活方式进行了系统化和理性化的整理。这毕竟是对殷商宗教迷信的一种超越，是人文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
总之，伦理的建构与民族社会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西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雏形已奠定，自觉的伦理意识开始孕育而生，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突破。殷礼的因损，加上改制中的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确认贵贱、尊卑、亲疏的典章制度，即道德规范与血缘纽带、等级制度的内在联结，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与伦理文化的本体性，从而影响了中国伦理的特殊性质。同时，西周的社会组织在以德、孝为核心的宗法关系中得以巩固，在制度上与观念上写就了辉煌的成绩。可见，周代礼仪制度上的规范化进境与德、孝观念所形成的伦理文化自觉，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道德文明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但到了西周末期，原有的宗族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政治秩序也逐渐改变。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系统化的礼乐制度终在诸侯纷争之中崩溃。此时，生活的剧烈变动与道德生活的紊乱成为纠结而来的现实问题，刺激了智者们的深刻反省。正是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下，孔子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创造，背负起了振兴道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