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仁由己”的德性修养

孔子确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但仁者的道德自我如何确立？即个体的德性修养如何养成？在孔子看来，这取决于个人自我的选择及其自身的努力，即“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德性修养的目的不仅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更在于它可以保证自我能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所以君子、仁人只有进行修身养性的伦理实践，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人性论是孔子德性修养的理论前提，揭示了个体德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孔子对人性的论述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它的内容却十分广泛，以后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主要人性理论基本都包含在内。”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宋明理学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由此发挥而来。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即“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志”是德性修养的思想前提。要使自己成为“仁人”，首先要有“求仁”的崇高志向，并笃守勿失，这样才能坚持修养的全过程。然而仅有“好仁”之志却不去学习，德性修养就会流于空泛，正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所以，孔子主张通过学习来培养个人良好的品德，提倡“博学于文”（《论语·颜渊》）。对于学习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指诗、书、礼、乐，也就是要“学道”。学习贯穿于诗、书、礼、乐的政治伦理之“道”，其内容为“仁”德，即“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可见，学的目的是要使外在之道转化为内心之德。但要实现这一转化，并且保持“仁”德，孔子认为关键还在于“慎思”，注重“内省”和“自讼”。所谓内省，就是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反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讼，则是对已经产生过错的自我批评、自我责备。“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此外，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实践，提倡“笃实躬行”。他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可见，一个有道德的人，仅“笃志”“博学”“近思”是不行的，还需通过“行”，也就是把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动，才能做一个身体力行的“躬行君子”（《论语·述而》），进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修养境界。孔子总结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学思结合的修养方法，一方面向外学习，一方面向内反省，为儒家后继者开辟了内、外两条不同的修养方法路径。孟子和荀子分别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拓展引申，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德性修养，“日后中国伦理的修养论就是由此二者出发加以不同的发挥而形成的”^[29]。

总之，孔子之后，他的仁礼统一的德性理论被孟子发展为“五伦四德”。在孟子这里，礼成为了“四德”之中的一个德性，其地位有所下降，礼不仅成为了仁义的落实，而且礼的伦理实体被具体化了“五伦”。因而《礼记·乐记》曰：“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汉代之后，孟子的“五伦四德”被异化为“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不只是伦理与道德地位和内涵上的重大变化，也不只是伦理道德作为精神世界中核心价值地位的奠定，更重要的是‘五常’服从于‘三纲’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体制化承认和制度性的确立”^[30]。陈独秀亦明确指出：“三纲之根本，阶级制度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31]到了宋明理学，“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被进一步异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道德专制主义。以至于被启蒙思想家戴震看作是“以礼杀人”，认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与某人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孟子字义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