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寡 欲
如果说孟子道德修养的方法从积极方面称之为存心、养气的话，寡欲则就是从其消极方面而言。人固有善性，本身具有德性的能力，然情欲阻止人们实现其德性，因而个体反身内求仅有存心、养气还不行，还必须寡欲。
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当深戒也。”[12]由此可见，寡欲是对欲望要有适当的节制，而非消除人之欲。陆九渊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夫所以塞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13]。这与老子所讲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不同。老子的“寡欲”是指不受感官物欲的干扰，保护朴素的本性。他认为人应该“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老子·五十二章》）。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以寡欲作为养身之道；另一方面，寡欲使人无争，自不会受损，由此便可以全生保身。可见寡欲是为了达到最大的欲——全生保身”[14]。
孟子的寡欲是要克制过分的欲望，尤其是对名利的渴求。在孟子看来，这些过分的欲望，是使人“放心”的主要因素，即人心本有之善端的丧失，完全是由于外界物欲的引诱。所以，要养心必要寡欲。这种寡欲的观点，虽然或有如某些学者所言受道家或宋钘、尹文观点的影响，但实际上是承孔颜之乐而来，与孔子所讲的“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观点一致。孔子虽然没有寡欲、去欲之论，但“士志于道”已明确表明了其对欲的态度。因而，孟子的寡欲还是从儒家理论中引出。从深层次看，孟子讲寡欲与道家有质的不同。道家讲寡欲，是要达到虚静的心灵境界而把握“道”。而孟子的所谓寡欲，在于使人心之思不受耳目之官的诱引，是为挺立心性，是“养其大体”“立其大体”的消极陈述方式，积极的方式则是前文所论及的存心、养气。但怎样才能寡欲？孟子强调应该“饱乎仁义”，不羡慕“人之膏粱之味”“人之纹绣”，亦即一个人不要盲目钦慕他人的锦衣美馐，而要追求仁义道德，做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
当然，孟子提倡“寡欲”，以道德情感战胜自然情欲，并不是要“灭”自然情欲，而是在肯定自然情欲合理满足的前提下，主张不能因自然情欲的满足而失去人的善性。当自然情欲的满足与向善之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要人们充分发挥内心的作用克服感觉和外物对人心智的诱惑和干扰，自觉地保持善性优先。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孟子·告子上》）
孟子提倡的“寡欲”，到宋明理学那里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这是“寡欲”与封建政治结合异化的结果。宋明理学中，无论是理学派还是心学派，在天理与人欲关系的问题上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朱熹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况天理人欲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得人欲消尽。义之与利，不待分辨而明。”（《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从朱熹的这种说法上看，似乎是将人的欲望与天理绝对对立起来，其实朱熹讲的天理本身也包括一部分人欲。当有人问他：“饮食之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回答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他还认为统治者的“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若能“与百姓同之”，即“循理而公于天下者”，也应属于天理之范畴。反之，若“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谓灭其天也”。据此，朱熹在为《孟子》作注时赞同胡宏的观点，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这是说，同一行为，可能有天理、人欲之分，“公于天下”为天理，“私于一己”为人欲。如此看来，朱熹并非是简单地要禁止人们的欲望。但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被统治阶级大肆利用，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则绝不是偶然的。后来清儒戴震对这种理论痛加批判，亦不是没有道理。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这是说道德的价值正在于满足人的情欲。“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孟子上字义疏证》）在理欲关系上，他强调理欲是统一的，“理者存乎欲也”。“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戴震的观点与王夫之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思想是接近的。而且戴震的这种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批判，之所以强调人欲与天理一致的一面，实际上包括了对封建社会人们的合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现实的批判，在实践上具有进步的意义。当然，使每个人的基于自然本性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满足，是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无法实际做到的，所以维护公共生活的道德永远无法达到“使人之欲无所遂”，所谓“人欲之各得”不是无限，只能是相对的。可见，“把‘欲’作为恶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共性，但各家在旨趣与境界上是不同的，经典儒家讲寡欲，道家也提倡‘少私寡欲’，佛家则主张禁欲，而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灭欲’。先秦儒家的寡欲是入世的，道家、佛家的寡欲、禁欲是出世的，而理学家的‘灭欲’则是要达到‘入世中的出世’，意向不同，境界迥异，体现了中国伦理精神结构的特点”[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