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家思想的借鉴
孟子曾经两次游学于稷下，他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得益于道家。不管是他的人性论、心性论，还是他的“诚”的思想、“浩然之气”之说，都明显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下面就从以下四个方面逐一分析道家学说对孟子德性伦理思想的影响。
第一，道家的本然之性说给孟子的人性论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使孟子发现了四端，这个自然之性与社会之性的结合点，这是他对人性学说的重要贡献。老子主张人性自然，反对以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强加于人性。但老子所说的人之自然本性的内涵是自然而然，如同婴儿一样。这种自然本性表现为一团淳朴天真，没有贪欲，没有心机，是一种恬静淡泊、高远渊深的气象。老子肯定、赞美这种人之自然本性。冯友兰先生说：“道家认为人若顺其自然发展，不必勉强，则自有社会底、道德底生活，道家虽未标明主张性善，而实则是极端地主张性善者。”[39]老子的人性自然的内涵对与孟子的人性善的内涵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但他们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好的，这是共同的。可以说，这是老子给予孟子的一个启示。
第二，孟子的心性论，在承接孔孟时期儒者思想的基础上，还得益于老子的心性论。“《孟子》一书中，‘心’字122见，孟子对心的作用、心性关系做了深入的阐发，从而把孔子儒学从侧重感性伦理提高到心灵自觉的理性伦理。”[40]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根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知道了人之性，就可以知物之性，道统摄着人和物。但是怎么知性，孟子认为“关键在于尽心、不动心、存心、求放心、养心，其间每一个环节都得益于道家的心性论”[41]。如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心发挥思的作用，即可把握本心，不思则失去之。原因在于不思就会“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是《老子》下面一段话的概括：“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心之思可以使本心不为声、色、味等外物所引诱，也就是可以“不动心”。那么心之思如何不动心？孟子认为，心之思能使人认识“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孟子·告子上》）。“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42]也就是说，心之思可以使人寡欲。这正是老子主张的“不可见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可见，老子的“心不乱”与孟子的“不动心”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心不动，即保持本然之心，人以静态本心就可认识本然之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是以不动本心静观本性，正是直觉体验而非逻辑理性的思维，与老子之静观、玄览有所相似。孟子这种寡口腹之欲，养其大体，不为外物所引诱，保持“不动心”的主张也受到稷下道家的影响。管仲学派从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出发，倡导“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管子·内业》），认为“去欲则宣，宣则静矣”（《管子·心术上》）。静，即心静，“心能执静，道将自定”（《管子·内业》）。也就是说，只有心不动，才能知道本性，体悟大道。心一旦被外物牵引而放失，就要努力寻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学”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向内反观本心之性，也就是“自反”，亦即“反身而诚”。反就是归，“反身而诚”就是反观而达人道、天道。这似乎是对老子“归根曰静”的演绎。
第三，尽管《管子》的成书未必在孟子去世之前，但它所记载的稷下黄老思想也不是短期形成的，乃有个过程，因而孟子也从中吸取了许多养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孟子关于“诚”的思想有些是来自《管子》，如《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心术下》的“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和《内业》的“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这与孟子的“大体”“小体”之分极为相似；尤其是《管子》四篇中对“心”“气”的理解对孟子的心性论与气论有很大影响。《心术下》言：“意气定，然后反正”，《内业》曰：“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这是把气作为一种服从心理的情感状态，强调心对气的支配作用；同时气作为外在的情感表现，能够促进身心统一，一旦身心达到“平和中正”的状态，就可以节五欲、去二凶，做到不喜不怒，使心性修养在和谐中得以顺利进行。这种关于心气的相互作用对孟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自己的修养论中，通过对告子之“不动心”的考察，系统地阐发了心、气等方面的关系，丰富了先秦儒家修养论的内容。
第四，稷下道家的气被孟子发展为“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中的这个“道”郭沫若认为是来自于道家，从而实现了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伦理之道的结合。而稷下道家的气是发展了老子的心气思想，《老子·五十五章》言“心使气曰强”“抟气致柔”。《管子·内业》便有：“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在此基础上，稷下道家认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管子·心术上》）孟子吸收了这个思想，认为仁、义、礼、智源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主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得，即指‘得道循理’；所谓‘不得’，即指‘嗜欲充盈’、‘下失其事’。”[43]（《管子·心术上》）
除了以心言气，稷下道家还提出充气之说：“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管子·内业》），亦指出充气扩性能使万物之性备存于人：“抟气如神，万物备存。”（《管子·内业》）人性从天道而得，是谓德。而孟子则直接指出：“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并认为人之德是仁、义、礼、智四端，使四端扩充就可以成为德性，这个扩充的渠道就是通过气来完成。在稷下道家这里，道又是气。作为气，“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孟子·公孙丑》）“气的内聚内藏，呈现‘浩然和平’之态，这就是气渊。”[44]孟子扩充仁、义、礼、智之四端，其实质是德向道的扩充。于此，孟子就把稷下道家内聚内藏呈“浩然和平”之态的气发展为足以保四海的“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