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所谓政治，在孔子看来，就是对孝、友等德性的实践，是将个体对父母的敬爱、对兄弟的友爱之心推广于群体的社会之中。所以说，“人的善性良心，不单只是支配个体行为，而且支配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向善性”^[5]。通过仁心贯通伦理与政治，把政治治理作为一种伦理抉择，是孟子仁政说的基本原理。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性是仁义礼智四端，由根于心，到见于面，施于体，直到体现于君子的行为之中。于是，性在个体那里就开始了由内向外的逻辑展开。这种善端一旦冲破个体的限制，就会及于家、国、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看来，“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它是人先天具有、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这里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首先，不忍人之心是政治运作的最高根据，是伦理抉择与政治治理的共同依据。也就是说，人的行为依托于不忍人之心，伦理抉择与政治治理都是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二者之间当然会共同作用、彼此影响。其次，有没有不忍人之政，关键受君主的影响。总的来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王亦不例外。然而，人也都有可能放失其心，王亦有此可能。所以，王的不忍人之心，还需推行于政治治理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不忍人之心的内在存有，才能外化为不忍人之政的外在治理方式。可见，为政的中心是人，而人心又是人行为发动的根本原因，所以王夫之对此有精确的解释：“通章重一‘政’字。‘扩充’者，扩此心以及广远，而充实之以事，即政也。通章皆言人君行政。时文至后段言心学者，非。……人之节以‘四体’比喻‘四端’，固是言所必‘有’，亦言有之则必有其‘能’。有‘四端’即可行‘不忍人之政’，犹有手即能持，有足即能行。‘能’‘不能’以政言，明言‘谓其君’云云。”^[6]

“推恩”与“扩充四端”是同等意义上的主体选择。这里的推和扩是主体有秩序、有逻辑地层层向外展开的过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四端扩充的正向逻辑；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则是反向逻辑。在孟子看来，个体的存在是与整体的存在相联系的。作为社会的主体，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百姓，对社会的安宁和谐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君主这个特殊的社会主体，只有高度宣扬其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才能保四海，王天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一方面将不忍人之政的责任归之于统治阶级的伦理抉择上；另一方面，更将天下是否有仁政，归之于天子的伦理自觉。从而指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于君而言，孟子由尧舜之治的反观，指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道理，进而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于此，强调君王唯有其伦理修为与政治治理相互统一，才可望获得“身正而天下归之”的好结果。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只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