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仁政的理想是“定于一”而王天下。而王天下，就必须顺乎民心，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以德行仁。在孟子看来，霸者崇尚“力”，可以成为大国；王者崇尚“德”，可以一统天下。霸者以力服人，但无法收服人心；王者以德服人，才会使人心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赵岐注曰：“霸者以大国之力，假仁义之道，然后能霸，若齐桓晋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于民，小国则可以致王，若汤文王是也。”^[8]“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上》）孟子反对霸道，特别蔑视实行霸道的齐桓公管仲君臣，“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面对孟子对五霸的指责，王阳明指出：“五霸攘夷狄，尊周氏，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的好看，却与心完全不相干。”（《传习录下》）意思是说，王者与霸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出乎公还是出乎私，五霸虽尊周氏、攘夷有功，但实为罪人，原因在于他们是出于私心，是“不当理”；而王者遵循的是天理，为百姓之利。

因此，孟子对“虐政”、暴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在先秦诸子中是不多见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传统的礼法观念上，臣弑君、下犯上都属于非礼的行为。但孟子认为历史上残暴的君主，如桀、纣、幽、厉之属，他们罪有应得，汤、武革命为其合理之举，“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传·革·彖》）。对于这一点，荀子也有相同的看法，《荀子·正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仪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在此基础上，孟子还抨击了当时统治者只贪图个人享受，不问百姓疾苦，不顾百姓死活的暴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狗彘食人而不知检，涂有恶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孟子·梁惠王上》）“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禀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孟子·梁惠王下》）正是由于当政者不问百姓疾苦，不顾其死活，“率兽而食人”“上慢而残下”，民众才“疾视其长上而不救”。因而，君王应反对霸道地实行王道，以德治天下。这样，社会的运行发展就能合于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人之存在的道德善性就能得到实现。这也是孟子提倡仁政的价值所在。

孟子之后的荀子在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霸道的价值，对现实有所退让，但其基本主张还是捍卫仁道的价值。他认为构建社会秩序的第一步是取天下，然后才是治天下。古代圣王主要靠道德的力量感化他人，以至于“南征而北国怨”“东征而西国怨”，因而取得天下的速度较快。并且这种方法百姓是真心“从服”。荀子：“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孟子向往尧舜禹等先王之政，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在他的理想中，远古时代，德性最高的人为天子。如像禹这样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人，由于其德性高尚，经尧的推荐，受到百姓的拥戴，而终成天子。那时候，人们“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有德就有位，无德必无位，只有能为百姓谋福利的有德者，才能成为天子、君王。这是强调道德与政权合一。孟子认为这种道德与政治的合一是最理想的政治法式，它应该成为万事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