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仁德观念之演变
“仁”这一德目，是由孔子、孟子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等亲亲、爱亲、爱人、仁民、敬德保民、忠厚等仁爱思想的基础上，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概括提升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是道德本体。
从历史进程发展来看，德观念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仁”字出现得很少，在《诗经》和《尚书》中有几处。在《尚书》中仁的观念包含在德的观念之中，仁是德的一个子目。《尚书·金縢》云：“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孔安国认为，这里的“考”是指父，意为：“我周公仁能顺父，又多才多艺，能事鬼神。”[10]孙星衍疏曰：“‘考能’作‘巧能’，知‘考’字当作‘巧’。‘仁若考能’，言仁顺巧能也。”[11]这两种说法的差别虽然较大，但他们都把仁视为人的一种品性，视为“德”的一个子目，在这点上却是一致的。到了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大量出现，其涵义不断丰富，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然而，从总体上看，仁依然从属于德。如《国语·周语》曰：“以怨报德，不仁。”《左传·僖公十四年》记载：“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在这里，“仁”是四德之一，自然也从属于德。直到《左传·襄公七年》中指出：“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参和者，德、正、直三者合为一体。这里，德则成为仁德一个子项目，由仁统摄。
孔子就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明确地以“爱人”释仁，并且对此作了进一步提升，不仅把仁看作“全德之名”，统摄、涵盖诸德，而且使之成为人生的最高道德境界。它作为至善之德，是在风俗养成、道德教化、德性修养中臻于伦理情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欲仁，斯仁至也”。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并从人的心理情感活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仁者爱人的深刻原因，使仁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所忍，仁也。”同时，他把仁与义结合起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强调“仁之实，事亲是也”，维护了儒家等差之爱的实质。而荀子则是以仁释礼、以礼促仁、以礼统仁，把仁义贯穿于礼中，认为依礼而行就是对仁义的践履。在荀子看来，诸德由礼来统摄，其他德目均由其派生而来。《大略》篇云：“礼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礼包括了敬、孝、弟、慈、惠等诸德，并且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父之道、为子之道、为兄之道、为弟之道、为妻之道、为夫之道皆以礼为横准，“此道也，偏立而乱，具立而治，其足稽也”（《荀子·君道》）。仁德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后天的“学”与“行”建立起来的。正如漥田忍所说：“由礼、义指导而发挥出来的仁德意识，才能够成为‘仁德’，‘仁德’不是精神意识中达到的某种境界，而是具体的政治，即社会组织建设、维持、财产的生产和分配。”[12]
汉代大儒董仲舒，把仁作为“五常”之一。他认为仁是“五常”的核心，其基本含义依然是爱人，但又作出了新的解释，爱人就是“谨翕不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他以不争来释仁，以此为原则调和人际关系。在仁、义的关系上，董仲舒的理解别具特色，认为仁为对人，义为对己。“《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可以看出，这与儒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责以备”而不“责人以备”的修养精神是一致的。在仁与智的关系上，他强调“必仁且智”“仁智统一”。“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仁以爱人的精神使智的行为不盲目，而智的认识则指导人们作出正确的道德是非判断，实施合理的道德行为。所以，仁与智是不可分割的。关于信，董仲舒说：“著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可见，信就是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到了唐朝时期，贾谊、韩愈等以博爱释仁，“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利人”（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博爱之谓仁”（韩愈《韩昌黎集》卷一《原道》）。这种博爱意识，超越了宗族血缘关系的局限，是对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思想的发挥，具有进步意义。这对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朱熹的“理一分殊”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宋儒从道德形上学的角度，提出仁即性，仁即理，如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仁是生生之理，生之性便是仁。也就是把“仁从一种人伦日常的道德情感上升为了一种道德形上学”[13]。程颐解决了仁与义、礼、智关系的思路，他认为：“偏言”的仁属具体之德，与义礼智并列，且处于同一层次；“专言”的仁，系人生大德，统摄、涵盖、包裹义礼智及作为具体一德的仁。
朱熹接续程氏，对仁作出了新的阐释：“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是说“盖仁是心中个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彻始终无间断”。作为“心之德”的“仁”，既是生生不息的天理，也是人们向善的良心发端。所谓“仁者，爱之理”，是说仁是本质，爱是它的具体表现。朱熹说：“仁是体，爱是用”，“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朱子语类》卷六）。他将仁与爱统一起来，强调“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朱子·语类）。“仁”是人心之根本德性，发而为情，即是爱，因此，“心之德”与“爱之理”是统一的，而情与爱的性质受到作为“理”的仁的规定。在对仁作了新的解释后，朱熹又进一步指出：“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义礼智底。”（《朱子语类》卷六）在这里，仁是本体，义是对仁的决策，即按仁而做适宜的行为。“义者，事之宜也”；礼是按仁德原则行事时，能熟习各种符合仁的标准礼节，即所谓“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智则是对仁的体认、认识与把握，也就是“知，犹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