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道德体系的雏形

比起西周，春秋时期的道德生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道德德目的日渐丰富和道德观念进一步深化等方面。这表明人们对于社会伦理关系的理解与认知，以及对社会生活进行自觉规范的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体现出了新的特点。可以说，发展到春秋时代，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已初具雏形。

首先，相对于西周而言，春秋时期的道德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人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道德要求。这主要反映在人们世俗生活的道德观念以及表现这些观念的道德德目数量的大大增加。除了孝、忠、贞、仁、礼、信、谦、让、义的德目外，还有友、弟、敬、节、文、武、温、良、恭、俭、和、乐、敏、慎、耻、正、周、直、庄、慈、勇、柔、箴、睿、懿、端、淑、敦、宽、惠、贤、躬、约、谨、中、厚、慧、毅、木、讷、聪、廉、美、诚、圣、洁、勤、畏、劳等。

其次，春秋时期的道德德目相对规范化。道德德目的规范化主要体现在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对应上。与西周时期一种具体的道德德目对应诸多的社会伦理关系不同的是，春秋时期的道德德目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专门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以“孝”为例，西周时期的孝既规范父子关系、祖孙关系，又规范政治上的君臣关系，甚至还体现在兄弟关系之中。而春秋以降，德目与伦理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得以明确和稳定，“孝”专门用来规范父子关系，“忠”专门用来规范君臣关系，“弟”专门用来规范兄弟关系。道德德目的这种规范化程度集中体现了人们道德认识的程度。与此相对应，道德德目的规范化还体现为道德德目的内容与要求日益明确。

第三，由于春秋时期人们对道德目的整理日益系统化，各种德目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被逐渐地揭示出来。如礼与义的关系，“义以出礼”（《左传·桓公二年》），“礼以行义”（《左传·成公二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左传·昭公二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左传·昭公元年》），“忠，徳之正也；信，徳之固也；卑让，徳之基也”（《左传·文公元年》），“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信，所以行也；仁，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国语·周语上》），如此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用法，如忠信、礼义、德义。尽管“三达德”的观念在春秋时期没有被明确地提出，但是其内容与实质已为人们所认识。在初始之时，三者的关系并不稳定，比如《左传·成公十七年》指出，“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国语·周语》中指出，“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左传·昭公二十年》有，“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国语·晋语二》有，“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一直到孔子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可见，对于德目之间关系的揭示和固定用法的使用，表明当时的人们正在努力将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对象以及不同功能的道德规范统摄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道德系统，这反映出人们加深了对道德的理性认知和自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