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的政治政策

行政施教以民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优良传统。这一思想在《尚书》《左传》中均有记载，《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桓公六年》引计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将重民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要求君主以教化为先，“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论语·尧曰》）。

孟子的观点比孔子更进一步。不仅从政治的角度对待爱民，而且论述更为深刻。他认为仁政之所以能“平治天下”，归根到底是由于能得民心，即得到民众的拥护。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矣。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孟子·离娄上》）他要求君主治理国家应善于倾听百姓的声音、民众的意愿，“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正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到“民贵”的。因而，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民心的向背决定了君主的政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比君更为重要。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才能拥有天下。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也即后来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成为以后封建统治者中有见识的政治家制定施政方略和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并称为“民本”。它和近代资产阶级以“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不是民本位，而是君本位。但其在客观上相当程度地制约了专制君权的极端恶性发展，维护了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积极的一面。

在得民心之问题上，孟子还特别强调正人心和与民同忧乐。在君民关系上，孟子看到了民贵君轻的现实，把“得乎民心”视为根本。但是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上》）的情况下，驱使人心取向“为我”与“为利”的“杨朱、墨子之言盈天下”，其后果是“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些“污民”的“邪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上》）。所以，孟子在把“得乎民心”视为根本的同时，做到“正人心”。因为在孟子看来，只有“正人心”，才能“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上》），才能使仁义通达，仁政得施。对于与民同优乐，孟子指出：“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如果不与民同乐，那就是不以仁义之心对待百姓，引起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吴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君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孟子·梁惠王下》）不以仁义之心对待百姓，则必然引起他们的怨恨，百姓怨恨则是君王统治天下最大的障碍。孟子这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说明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另一方面，他这种“与民同乐”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理想，在当时崇尚武力的战国时代并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民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