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四德

希腊四德源于理性，它揭示个体的智慧与品德，是成为伟人、英雄的条件。它最初由柏拉图提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系统阐发，成为日后西方伦理精神的基德或母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同善之最高本体相适应“四德”说。在柏拉图看来，人的德性来自于灵魂的作用，灵魂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其表现为灵魂中“有意识的”理性能“洞悉何者为每部与全部之利益”，虽然它在灵魂中只是“小部分”，但“有约束全体之权”；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其表现为灵魂中的激情或怒自觉地辅助理性而受其支配，“以理由为故，而自抑其怒，受理由之指导，确知当惧与不当惧”；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其表现为灵魂中“无意识的，人之爱恶饥渴等”，欲望与理性、激情能调和共济。即欲望自愿接受理性的统治，控制某些不当有的快乐和欲望。为了使灵魂各个部分的德性得到正常的发挥，这些德性就必须有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存在。由于理智追求智慧，认识真理，因而它必须支配激情和欲望。激情部分听从理智的领导，以免走向极端把勇敢变成鲁莽、狂妄。欲望部分更应该服从理智的命令节制而克己。三个部分服从理智的指导，各自发挥自身的德性优势，使灵魂全体和谐一致，这时的灵魂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它表现为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者能各司其事，“不容其理由与怒与欲，互相干涉，而互易其职务”，否则就是“不公道、不节制、不勇敢、不聪明”^[18]。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使正义的德性得到发挥的人。因此，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关于人的德性的探素，归纳成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最基本的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主体是灵魂。由于灵魂有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因而灵魂的德性便有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两种。勇敢、节制、公正是伦理德性的主要内容，其对象是欲望，人性基础是意志。勇敢就是恐惧与信心方面德适度，勇敢的意义就在于能忍受痛苦^[19]。节制同样基于意志，它是灵魂非理性部分的德性，是在快乐方面的中道（与痛苦联系较少并且不是同样）^[20]。然而，伦理德性之实现活动终归需要理智德性的参与，它不仅进行真假、善恶的判断，保证选择的真诚，而且还使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层次加深，目光放远”^[21]。对于公正，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观点存在细微的差异。正如樊浩教授指出的：“柏拉图将它放在理智、勇敢、节制之上，是灵魂的两个部分（即理智的德性与伦理的德性）的协调者，而亚里士多德将它放在勇敢、节制与理智之间。这种作法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将公正归结为伦理的德性，属于意志范畴；一是将它作为连贯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纽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协调灵魂的两种德性。后一种解释可能更审慎。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公正具有意志的品质，至少兼具意志和理性的双重品质。”^[22]

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个方面构成西方文化的德性体系。由此便可看出西方四德的内在原理。智慧是国家统治者用来统治和管理城邦的理性知识，它使人的理智对道德价值有准确的判断；勇敢是一种对信念的保持精神，可以说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实现一定目标的意志力量，即让人履行道德义务；节制是理性对快乐和欲望的控制；正义则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23]，使人的意志能够把握应然的道德价值。人们按照理性原则各尽其职，将所有美德恰如其分地结合，便实现了正义。于是，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便是理性与意志的统一。其中，理智是本体，意志是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