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教民的德治思想

德治乃德性向治道的外化，而德治思想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思想形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被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加以继承和发展，汉代以后作为一种成熟的治国理论，与法治思想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统治政策，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孔孟之间的儒者对德治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郭店楚简儒家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德治思想主要表现在统治者修身与教化两个方面。

首先，君主要“正其身”“求之于己”。为君之人，先要正己，即《唐虞之道》所言：“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正己、求己是治道之根本。君主正己才能正世，有德才能行德治。“尊德义，明乎人伦，可以为君”，“为古率民向方者，惟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其载也无厚焉，交矣而弗知也，亡。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尊德义》）。上述观点认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当政者必备的条件，要想民众归附，必须内求德性，行善以先民，敬慎以导民。而“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一语道明了德治思想经过孔子的继承和发挥，已将讲究礼乐纳入君德之中。另一方面，“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成之闻之》）。《五行》强调君主需具有仁、义、礼、智、圣的道德品质，《忠信之道》则对当政者提出忠信的道德要求。由此看来，统治者修身成德的首要之务在于“正其身”“求之于己”。统治者应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依靠道德的力量来治理国家，以此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君主正己，才能正世，君主有德，才能行德治。

其次，以德教民。以德教民是教民以治的内在要求，德治思想必须通过对民众的教化才能付诸实施，因而以德教民首先表现为对民的重视。郭店楚简《缁衣》篇记载：“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将国君与臣民的关系看成心与体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相互制约，以此来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这大大超越了西周时以“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为主要内容的朴素的保民思想。而《尊德义》的：“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体现了德治思想发展到战国中后期，已经将体恤民众疾苦、珍惜民力作为君主实行德治的基本要求。它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提出作了铺垫。

同时，孔孟之间的儒者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道之以德”的思想，以德为教化民众的核心。《性自命出》曰：“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郭店楚简《缁衣》指出：“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这要求统治者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要对民众以礼乐之教进行引导和教化。“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尊德义》）“先人以德，则民进善焉。”（《成之闻之》）同时道德教化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渐渗透的过程，“君子之于教也，其导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成之闻之）。对民众的教化，关键不在教，而在导、化。化不可一日而成、操之过急，只能对其慢慢地加以引导，使百姓走向善德，这样才能教之深。循其情而教是道德教化的原则。这一思想与传统儒学，特别是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以礼节情”“以礼制情”，与宋代以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