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民的文化政策
在孟子看来，养民裕民仅是“王道之始”，而施教育民才是王道政治的最高要求。“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政在于制定规章制度约束百姓，使百姓在获得财富的同时又感到畏惧；善教在于用道德教育百姓，使百姓既心悦诚服又心存爱意。民众虽有天赋的良知良能，但日用而不知。因而，对待百姓，应“省刑罚”，多教育，“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但对于杀人越货者，应“不待教而诛”（《孟子·万章下》）。
孟子以前，孔子已区分了“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通过教化，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孟子的以上看法，显然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一）“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关于教育的方式，孟子指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培养后学，应注重潜移默化的功效，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干涸的心田，使之在满足知识渴求的愉悦中净化心灵、增长才干。向受教者传授知识，除了一般的、通行的讲解外，还应加强针对性，对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难问题进行个别辅导、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唐代的孔颖达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师当随材而与之”的教学主张。他认为，施教不能按主观意愿行事，而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人的接受能力来决定教授的内容和进度，“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不知，虽舍之可也”。如果教的内容超过了受教者的接受能力，那就宁愿停止；如果一味地“进而不顾其安”（《礼记正义·学记》），结果只能造成受教者的负担，最终导致教的失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特别提出“私淑艾者”的教化方式。这种方式不是通过教者与受教者的直接接触实现教育过程，而是教者以自身的高尚品德、卓越才识给后人留下榜样，后人以“私淑弟子”的身份向其学习。很显然，这一教育方式是孟子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正是通过孔门后学曾参、子思及其弟子这一学脉，上承孔子的博大思想，以之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经过艰苦努力，成为孔儒的杰出继承者。孟子以后，文人学士便通称未得身受其教而景仰其人其行其学为“私淑”，以“私淑弟子”的身份向先贤圣哲学习。这是对中国古代教育学的莫大贡献。
教育的方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从孟子“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中，可以看出他对教育内容的把握。总的来讲，对于教化之道，其核心是学文约礼，即实施礼教和德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教以人伦”和“申之孝悌之义”。在孟子心目中，“成德”与“达财”是不可偏废的，而“成德”被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这也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子曰：“徳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成德”列为教育的首务，把孔子注重的“修德”，具体落实到以“明人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人伦”的具体要求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学校教的根本任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相对于“成德”而言，孟子关于“达财”讲得较少，这是因为他一贯认为，只要通过启发人的“善端”，明人伦、行仁义，人的才干就会自然增长，足以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庙、保四体，无往而不胜。所以说，儒家提倡的是道德教育。与此相反，墨家的教育内容，涉及各门劳动技艺，“纺绩、织衽、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墨子·非乐上》），“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可见，墨家的教育张，侧重于总结实践经验，指导生产活动，以期为民谋利，“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与儒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教以多术”
道德教化的实施，除了具备应有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孟子的教育思想中，其中涉及的教育原则，在今天仍不失其科学价值与现实功用。
第一，坚持标准。坚持标准，严要求，是教育的基本法则。不按规矩，随心所欲，于教于学，都是不可取的。孟子以羿教人射箭为例，教者一定要拉满弓，学者亦一定努力将弓张开，不可偷懒取巧，这叫“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孟子一贯以仁义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一次，公孙丑对他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答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君子教人，正如高明的匠人不因工人的笨拙而改变、废弃规矩一样，只能是受教者竭尽全力去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不能降格以求。
第二，专心致志。孟子认为，受教者在学习中要有所自得，必须坚持专心致志的学习态度。天生资质并非十分聪颖的人，只要勤奋刻苦，也能成才。孟子以学弈为例说明这一原则。“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唯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这是指出在客观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学习者的主观努力对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持之以恒。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持之以恒。孟子以植物生长为喻来说明此原则。“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即使是最易生长的植物，暴晒一天，又冷冻十天，也无法生存下去。学习也是如此，学一天，荒废十天，肯定不能有所收获。因而，学习应保持清醒，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者，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如若不能持之以恒，就会导致半途而废：“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既要做到持之以恒，又必须克服冒进求快的倾向。“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尽心上》）如果一味求快而采取揠苗助长的方法，结果会欲速则不达，有害于德行的提高。
第四，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在谈到道德教化时，非常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影响作用，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同样肯定了“大人”道德上的模范作用在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孟子又以这种认识说明教育者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教者高尚的人格本身就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孟子·尽心下》）。除此之外，教者还必须在道德、学识等方面积极进取、不断提高，为受教者作出榜样，做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第五，不教而教。关于教育原则，孟子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言词：“教亦多数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矣。”（《孟子·告子下》）公都子问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尽心下》）孟子一反循循善诱的作风，故意冷落滕更，并不是放弃教者的职责，而是用这种行动警醒他，使其反省。权势、贤能、年长、功勋等，都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只有虚心求知，才能获得老师的指点，有所收获。假如滕更能这样思考问题，改正自己的缺点，孟子的不教而教就取得了效果。
总之，孟子的仁政论强调的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如果统治者具有高尚的品德，实行德政、仁政，治理国家乃至平定天下如“运于掌”一样轻松自如。这一运作逻辑看起来清楚明了，然而，社会整体的运行仅仅靠个体是无法通畅的，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如此的重任，因此，会出现“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状况。个体至善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至善，社会的“善”是需要正义的制度、组织与团体来维护的。“社会至善不是个体至善的代数和，个体追求至善的精神如果不与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相匹合，个体的至善如果失去了追求正义的执著，那么，个体至善的运作结果，很有可能成全社会的恶。”[13]中国传统伦理就陷于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矛盾中，人们寄望于个体德性的力量，又不断地走向失望与失落，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带给人类的悲哀。并且“此种一心一意提撕正面人性的观点，在伦理层面固然有其优长之处，然而在政治层面则不免陷于如愿的想法之中，使客观地法治建构难以落实。”[14]“不仅如此，如果一味地强调‘在上位者’的修为，夸大‘为己’‘求己’的必要性，德治就难免走向其反面—‘人治’的不幸局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所依然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15]
【注释】
[1]张培峰：《人之子》，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2]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4]沈顺福：《德性伦理视野中的儒学——儒家道德哲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304页。
[5]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93～295页。
[7]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8]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1页。
[9]刘锦贤：《孟子的生命哲学》，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10]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11]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2]梁启超：《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广州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
[13]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6页。
[14]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15]戴兆国：《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