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儒家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孟子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其伦理思想的研究也日渐高涨。尤其是将孟子的伦理思想与经济学、人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著述不断，创建迭出。尤其是近些年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道德规范、道德教化、道德修养、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得到不断深入。本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历史时期国内孟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采取的视角、方法不同，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结论，因而本书综述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五个不同的视角来展开。
第一，历史研究的视角。这类研究者多以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为依据，认为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在此时代背景下，孟子充分认识到历史转变的必然，因而建立起了以“王道”“仁政”为主的伦理思想体系。朱贻庭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增订本）》中指出：“以‘仁义’为核心，以性善论为伦理基础，在道德规范、道德作用、道德来源以及义利观、修养论等方面，都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使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成为更有利于维护封建人伦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3]与此类似的观点还有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4]，该著在对孟子伦理思想定性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点的存心、知性、知天的反省内求修养论，从哲学上讲属于唯心主义，但从伦理学来说，表现为重视内在德性培养，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而，“孟子的伦理思想具有仁学特征”。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5]，该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伦理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历史影响，把孟子伦理思想置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以把握。沈善洪、王凤贤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6]也是用这一方法对孟子的伦理思想进行阐释。
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孟子伦理思想进行解剖，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一种普遍做法，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论述孟子伦理思想的文章多以此为据。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孟子的伦理思想，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孟子伦理思想的历史特征，但对于孟子伦理思想精神的把握，则难以深入。特别是要说明孟子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时，难免要受到局限。同时，该方法对于孟子伦理思想中的有益理论，也难以获得现时代的新的解释。此类解释也见于此时期大陆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关于孟子伦理思想的论述。
第二，人学的视角。将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归结为人学体系，其伦理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学的核心内容。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奇伟的《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该书提出：“孟学是一个关于人的理论体系。”[7]这一体系所探求的是理想人格、理想人生以及理想社会模式如何实现，其中心议题是善的本质、善的内在根据、善的个体和社会发展。这一解释模式对理解孟子伦理理论的某些关键命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如“可欲之谓善”。张奇伟先生指出此命题包含的理论内容是，善作为一种价值，是一定能够给主体带来某种实际利益的价值。善的特征证明了人伦道德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追求善是可以得到价值的满足，这样，孟子的伦理学就成了形式论与结果论的统一。把孟子伦理思想归结为人学的文章还可参看鲍宇的《孟子人学的价值诉求及其现代意蕴》[8]、刘玉娥的《论孟子的人学思想》[9]、孙聚友的《孟子人学思想探析》[10]以及胡发贵的《善待生命——孟子“人学”发凡》[11]等。
从人学角度论述孟子的伦理思想，有其方便之处，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理论背景下展开对孟子伦理思想的诠释。思想家的思想固然有其复杂难辨的一面，但是基本立场是不会随意改变的，孟子伦理思想的义务论特征和德性伦理的特色，是难以用人学一词来加以概括的。探讨孟子伦理学思想的意义还必须集中于研究孟子心性之学的特点，从而为说明孟子的伦理思想做准备。
第三，心性论的视角。从这一角度阐发孟子伦理思想的港台研究者，他们研究的立场和范围基本是以新儒家开创的思路为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12]、牟宗三的《圆善论》[13]、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4]、李明辉的《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重建》[15]和《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16]等。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中，对孟子心学多有阐发，认为孟子即心言性可统摄即生言性，其理由有四：一是自心对自然生命之涵盖义说，二是自心对自然生命之顺承义说，三是自心对自然生命之践履义说，四是自心对自然生命之超越义说；牟宗三在《圆善论》中将孟子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康德讲道德不从心讲，无法落实，而从心说性，便于显现道德的力量；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认为孟子以心善言性善，性善说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心善是性善的根据；李明辉在《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重建》中，继承并发扬老师牟宗三的思想，将康德与孟子比较，认为孟子的道德哲学属于“道德先天论”，孟子言人人皆本具良知，但是这种“知”仍是一种未经反省的“隐默知之”，须待教化和教育引导出来。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论述的“同调”与“异同”。
当大陆研究者的目光转向孟子的心性论时，其所利用的理论资源就不再局限于孟子本文，而是从现代新儒家那里汲取营养，借助新儒家对孟子理论的解释，来对孟子的伦理思想进行诠释。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17]，李景林的《教养的本源——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两部著作既比较充分地吸收了港台新儒家的观点，同时也比较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别，强调“从儒学本身研究儒学”，对孟子的伦理思想作了较为深刻的诠释，孟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在另外一个角度得到了展示。李景林认为，“今受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习于采取一种静态要素分析的方式来理解孟子的人性观念，因而难以把握其确切的涵义”[18]，并以此为出发点，吸收了唐君毅的“即心言性”和徐复观的“以心善言性善”的观点，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规定为一种“内在超越价值形态之证立”。与李景林有所不同的是，杨泽波比较了孔孟伦理学的异同，分析、检讨了牟宗三心性理论的不足，进而表达了自己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提出了心性结构的欲性、仁性、智性三重结构理论。他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说，认为通过生命体验启发人们对自己伦理心境的体悟，是孟子性善说立论的关键，可谓豁人耳目。青年学者戴兆国的《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19]也是以心性论的视角阐发孟子伦理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以孟子伦理思想为具体对象，用中西方思想比较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孟子伦理思想的脉络，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尽管作者所讲的是运用中国哲学的方法去解读孟子，但观其全文，还是给人一种用西方的逻辑、学术话语来阐释孟子伦理思想的感觉。山东大学李娟的博士论文《孟庄心性论比较研究》，从孟庄心性论的起点、修养方法、心性发展的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解析，旨在通过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对心性论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
可见，从儒学内部来研究儒学，的确可以扫除对儒学研究的浮泛之气，为研究的正本清源开辟道路，但是如果不能够采取一种开放的、理性的心态，那么研究的结果会背离研究者的初衷，因而也就难以真正推动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孟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应该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对其合理思想的理解，也才能够推动传统理论资源的转化，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如青年学者李凯就把孟子的伦理思想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进行了比较，试图通过从中西方的对比中，凸显孟子伦理思想的特质以及展现其当代价值，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价值观、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等相统一的视角。此类研究者关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孟子的伦理思想置于整个儒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注意分析孟子理论的合理与不足，因而其结论就不再是教条式的判断和公式化的语言，对于澄清孟子思想的特点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方面的代表有邹化政的《先秦儒家哲学新探》[20]，他的论述力图从中西哲学融合的立场出发，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诠释。他在论述孟子的伦理思想时，就运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相统一的方法，使孟子的伦理理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不可否认的是，邹化政先生的工作推进了传统理论资源的话语转化，这也是该著的一大特色，但他的很多结论仍有待商榷。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21]，则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统一的角度对儒家的德性思想作了全面而历史地考察，其中也包括对孟子德性思想的分析。葛教授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演变的过程入手，深入辨析了儒家德性思想的历史演变。由于该著只做总体、线条式的分析，因而不可能获得对孟子德性思想的全面而细致的认识。杨国荣教授的《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22]也从儒家思想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儒家的价值哲学作了考察，其中包括对孟子思想的辨析，揭示了孟子价值理论的得失，说明了孟子理论的历史地位，为更好地理解孟子的伦理思想提供了借鉴。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23]也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着重从人生哲学与社会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把社会组织结构、历史条件、社会道德思潮以及道德思想作为研究的根本，指出孟子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孔子的德性论发展为道德形上学。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孟子在伦理思想方面，其最大的贡献和特色是发扬了孔子思想‘仁’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义’。……礼——仁——义，形成客观伦理——主观伦理——个体道德的链环，从而扩充了孔子思想中主观能动的方面，形成一种强烈的主观伦理精神……成为日后宋明理学的直接理论渊源。可以说，到孟子，中国伦理精神的雏形已初步建构”[24]。山东大学赵杰的博士论文《两种生命的学问——孟子与保罗人生观比较研究》，以比较研究的立场，从以人为本的儒家传统和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传统出发，呈现孟子与保罗的人生观，寻求拓展儒学与基督教会通的渠道与空间。山东大学万光军的著作《孟子仁义思想研究》[25]，也从仁义的角度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梳理。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对于传统思想，包括孟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和阐释都不应离开价值观、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等相统一的方法。
第五，改造转化的视角。这一类研究主要借助对于传统社会伦理资源的挖掘、改造，并结合西方的伦理资源，力图重构一套新的伦理思想，为现实社会服务。主要代表有何怀宏教授的《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万俊人教授的《寻求普世伦理》，这类研究并非集中于某一派的伦理主张，而是在其体系的构建中运用、取舍传统的伦理资源，孟子的伦理理论也不例外。何怀宏就认为中国儒家的良心论是直觉体认论、良心本体论，这种伦理理论要想在现代社会实现转化，就必须“面向大众，面向所有人”，“建立一个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建立一种适度有效的社会义务和正义体系”，如此，才能够摒除儒家关注自我成圣成贤的精神追求[26]。万俊人则明确将儒家伦理定性为德性伦理，并把儒家伦理可以转化的资源概括为三点，即心性理论与成德之道，德育理论，天人合道的人自理论[27]。这些研究尽管没有针对某一对象做集中探讨，但就其改造转化的立场而言，对儒家包括孟子的伦理理论的理解和剖析都是比较恰当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孟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体现在其经济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两个方面。对于经济伦理思想，代表性的成果有，唐凯麟、陈科华在《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28]中指出，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儒家理想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恒产”“恒心”论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是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特征所在。而汪洁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29]中，把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分为德性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理想主义四个主要流派，认为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更加偏激于德性主义倾向。对于孟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也较多，如任俊华在《孟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管窥》[30]中论述了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牛山森林被毁看孟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二是“仁民而爱物”的生态爱护思想；三是“使民养生桑死无憾”的生态伦理责任观。与此类似的观点还有周淑萍的《论孟子自然观及其现代价值》[31]、蒲沿洲的《论孟子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32]，以及魏玉东、吴星杰的《孟子的生态伦理思想》[33]。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还有对孟子的家庭伦理思想进行探讨的研究，如梅良勇、张方玉在《孟子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34]中指出，孟子继承了《诗经》《周易》，特别是孔子家庭伦理的学说，同时在与各学派的激烈交锋中，维护和发展了儒家学派的理论，建构了以孝悌为根本的家庭伦理思想体系。可见，学术界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解析孟子伦理思想是当前孟子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势。
国外关于孟子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包含在对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如英国有韦利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1982），葛瑞汉的《中国哲学与哲学文献研究》（1986）；法国有弗朗索瓦·于连著、宋刚译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美国有Kwong loi Shun（信广来）的《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35]，林同奇的《孟子之心与性：史华兹与牟宗三的虚拟对话》[36]，江文思、安乐哲编、梁溪译的《孟子心性之学》[37]；韩国有赵骏河的《孟子基本思想与礼》[38]；日本有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的《中国的思想》[39]，小野泽精一等编著的《气的思想》[40]。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对环境伦理学或所谓“深层生态学”做了主要贡献，如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ds.[41]以及George Sessions eds.[4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