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的治道之思
以德治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重“德”的思想却不是儒家首创。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用“德”来为周取代殷商而有天下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他说：“惟不敬爵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在周公看来，何人拥有天下是由“天”所决定，而天命又是无常的，它只辅佐能敬德者。殷纣因其不能敬德，暴虐下民，遭到了上天的抛弃；周文王能够敬德，所以代替殷人而治理天下。所以，周公一再告诫周初的统治者要敬德，以“祈天永命”（《尚书·召诰》）。要达到“祈天永命”，除了敬德之外，还需保民。只有保民才能使国家稳定。周人保民的思想是其敬德思想的延续，敬德要落实到保民上。那么如何才能保民？首先要关心百姓疾苦，“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使黎民百姓衣食无忧。保民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要达此目的仅靠德政还不够，还必须辅之以刑。尽管西周统治者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礼与刑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但刑不可滥用，须“慎罚”。在《天逸》篇中，周公指出变乱正刑、滥杀无辜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民心同怨，因而危及政权统治。周公主张对百姓实行教化，即使不得已实行刑罚也要慎重行事。在定罪量刑时，应依法定罪，审慎地考察犯人的供词，做到当刑则刑，不可滥杀亦不可放纵。这就是周公所倡导的“用中罚”理论，也就是说，刑罚要做到“不中不刑”、公正合理。西周这种重视伦理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学说，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在治国方略上的理论和实践。
在原始儒家看来，单一地强调刑罚震慑人心的功用，势必会弱化伦理的感召力，以至于无法实现“爱人”“惠民”的礼治。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德与刑在伦理政治建构中的不同地位与政治功用。为此，孔子在德罚的抉择上，突出“为政以德”的重要性。“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在孔子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感受，通过教化，可以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2]。就是说，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理国家，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认识到犯罪是可耻的，只有以德礼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根本上避免犯罪。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要把德礼施于民，作为治国的理想方案，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观念。以德为政的同时，对于“无德小人”，孔子提出了用刑罚加以惩罚。但从总体上看，宽猛相济、以宽为主是主要策略。宽宥无限可为的余地，从身正、富民、教民、贤贤到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层层推进；猛则有一定的限度，要达到“刑法中”的尺度。“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意在强调断狱用刑都要合乎中道，要公平正直，不枉不纵。这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孟子沿着孔子的大致思路，对德治的运作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德治的全局特征，规定为反对霸道的王道，这决定了他反对为政以力，以仁政作为德治的运作方式，从两个方面致思伦理政治，视其为“如解倒悬也”。一是从资源上以“制民之产”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要，通过“省刑罚，薄赋敛”，以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二是从道德精神生活引导塑造以“教而后诛”，使民心凝聚并服从于政治权利。因此，孟子警告那些滥杀无辜、暴虐其民的君主，“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如果国君妄杀无辜之人，士大夫就应该抛弃他的国君，“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当然，孟子的严刑宽民的主张，并不是完全否定刑律，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应倡导“发政施仁”，以德化民，把刑律法治视为仁政德治的辅助手段。可见，孟子在伦理政治的构思上有着与孔子同样的逻辑思路，施仁政的政治主张，落实到治国手段上，就是德主刑辅的方式。
与孔孟一样，荀子继承了儒家推崇王道的传统，将王道政治视为最高的理想原则，贬低霸道。他强调：“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荀子·王制》）“以这种精神上与孟子‘仁者无敌’观念一致的判断为前提，荀子对德治的运作，强调的当然是仁义的公用。”[3]只不过在德刑关系上，荀子主张应该慎重选择法作为对百姓惩罚的手段，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旬子·大略》）的观点。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荀子·王霸》）“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所以，在荀子的思想中，隆礼应该高于重法，只有隆礼才能大成于王道，重法只能小成于霸业。“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荀子认为，礼是法的指导，“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把礼义看成是法的渊源，创制法制的依据。为此，他提出“厚德音以先之……然后刑于是起矣”（《荀子·议兵》）的先德后刑的治国方略。一方面肯定刑罚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否定背弃礼义而以赏罚为治国的主要手段，明确提出“明德慎罚”的德治运作原则。比起孟子，荀子的德刑关系的定位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