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但从内容来看，作为儒家伦理政治的理想，内圣外王是一种高妙的境界。就其浑然为一的境界来看，它们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内心修养达到最高境界，必然在外王事业上达到顶峰；外王事业能够成就，必然有内圣德性作为基奠。内圣，是一种道德修为的理想境界，发于内在的德性自觉，内外兼容，内圣必然向外突张，将外王收摄于己；外王，是一种以德性修为展开的德治之最高境界。它彰显于外，但内肇于内。当彰显于外时，将个人行为与社会需求融合为一，个体自我的德性也就与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内圣是伦理政治的最高德性境界或状态，外王是伦理政治的最高政治治理境界或状态。
对孔子来讲，内圣表现为对德性的内置化倾向。他不仅指出“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德性表现，对于成就仁德的意义与价值；而且强调个体成就仁德，完全依赖于内在的道德自觉和强烈的德性要求。然而，成圣并不只是对个体自我德性要求与德性践履这种过程的概括，还需把这种仁德向外推广。孔子以“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层次加以说明。前者表示德性本身对仁的觉悟条件；后者表示仁德践行中由己达人的人我共善性质；中间一层关涉的是个体自我的道德诚敬向外向内指向的联系。可见，伦理理念的觉醒与实践，要突破个人的藩篱。道德修为在伦理主体与伦理实践者之间，要有一个由自我做起，推及他人，再到安顿百姓的层次递进关系。到了这种程度，伦理的提升就会达到一个人我兼容、内外兼理的最高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之论，对理解内圣外王有几点启示：其一，内圣是道德致思与践履的最高境界描绘。其二，内圣要以外王来表现。否则只能安己局限于伦理的个体活动范围。其三，内圣是伦理主体省思、践行、外县的一种结果。起点在人我合一、内外合一。外王的事业与内圣的境界是包容的关系：内圣必能王，能王不一定圣。但孔子之外王的王，则又是圣之境界得以显现的标志。因此整体来说，二者不可分割。
孟子从孔子的这一价值立场和思维进路出发，对内圣与外王做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从内圣角度讲，他以良心性善的人性论，为内圣提供了强有力的先验根据，又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为内圣提供了更强化个体自我的责任。从外王视角讲，他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故有不忍人之政”为外王的王道落实打通了关节；更以王霸之辩，揭示了外王之王的基本样态。具体来说，在内圣境界方面，孟子鲜明地突出内何以能圣的根据。他一方面指出，人所具有的不忍人之心，具有先天的普遍共性。每个人的不忍人之心，内置于人，皆备于我，一经发动，就其伦理的内在之善而言，是全善；就其外在功能来讲，是达到善的结果。据此，他将仁性至圣的根据扎根于天成的善性之上。另一方面，他强调善性的发动，可以达到“求放心”和“不动心”的要求与境界。前者是对善心的回归，指出了达成内圣的路径；后者指出了内圣是一种沉稳的立于善心而毫不动摇的状态。只要“行有不慊于心”，不动心的浩然之气就无以挺立，内圣也就无以达成。在外王方面，孟子不只是沿着孔子的思路，对“天下皆悦于政”做详尽的描述，而且对外王之王的特质作了比较说明，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他以王霸之辩，对王的具体政治类型作了区分，规定了王道与霸道。王道是实行德治的政治之道，“以德行仁者王”；所谓霸道，是实行暴力、武力主导的政治方式，仅以德性为统治的凭借，“以力服人”。王道优于霸道，“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依据外王之道，孟子对王政进行了规划。首先他是“不忍人之政”，同时这种为政是教民以孝悌，减轻赋敛，是仁君贤臣之政。总之，外王就其社会反响而言，是“天下皆悦”“仁者无敌”；究其政治后果而言，是极妙极高的理想境界。
虽然荀子意义上的内圣与孟子意义上由内到外的逻辑不同，实质上是普遍礼仪原则之贯彻落实的过程。然而其内圣的思路与孟子的基本一致，强调仁义之心的重要，讲“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善德需要积累才能成就圣心；也认同备圣心要“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向外推展时才可“善民心”，而达到“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荀子·王霸》）。荀子对外王境界的关注，比其对内圣境界的留意，更引人注意。他期求那有“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的王道政治，从而将外王之王与仁义挂钩，更与政治安排相系，使外王的切实性加强。而董仲舒期求“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的“圣人王政”，也将外王之道凸显。这对于孔孟的外王主张，具有推进和深化之功。总之，古代儒家这里，个人道德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国家政治是个人道德的延伸。因此，个人的道德义务不能离开社会责任。所以孟子讲仅穷时独善其身还不够，达时还需兼济天下。正因为如此，儒家学问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