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备于我
孔子虽然建立起“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模式，但人性自足的思想只是隐含其中，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从人性论出发，展开了他的修养论。这种修养论的理论前提是“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说，“人性之中具有一切道德的要素，人性不但是善的，而且是自足的，只要扩而充之，就能达到精神的自足”[2]。“至此，孟子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道德提升的精神模式。”[3]
“万物皆备于我”，从其思想渊源来看，在于孔子和《中庸》。孔子之道，“一以贯之”者，仁也，“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恕是相通的，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立己、达己，就须推己及人，即立人、达人。这种忠恕之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即发展、扩充人性、自我。扩充的次序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即《大学》的“亲民”“大同”“万物一体”。孟子把恕作为求仁的手段，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传统。同时孟子关于“万物皆备于我”“诚”的思想起源于《中庸》的“不诚无物”的观念，“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根据叶适的观点，“中庸即诚”。诚则天地各得其位，万物于是化育。也就是说，诚一方面是道德修养，同时也是天地自然之理，贯穿于万事万物的始终，没有它就没有万物。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而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诚即天道，人能“思诚”而尽人道，合天德。“万物皆备于我”即由此而来。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思想的实质在于确立道德之理由。这里，“物”即事。所谓“万物”者，万物之理也，包括自身本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备”为具备、完备；“于”指因为、由于；“我”者，我心中之理也，即为善之性。我与万物皆天道自然一体，故皆得天理之善，在为善这个本质方面，“我”与”万物”自然相通。可由“我”之理，求“物”之理；更可由“物”之理，知“我”之理。所以说，万物之所以皆备于我，归根到底是由于“我”才具有善端，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了“我”得“道”的内在可能性。按照朱熹的解释：“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便是诚。”（《朱子语类·卷五十一》）而“诚是实理”，“有这实理，所以有此万物”（《朱语类·卷五十一》）。这也符合《中庸》所说的“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可见，道德的自足性决定了诚只能是出于人的本性，如孟子所说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们只有通过“反身而诚”，才能把自律的道德彰显出来，从而成就万物。
“万物皆备于我”作为“诚”的反身性关系，表征着“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足性。“为仁由己”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道德德性乃是出于人的本然之要求，因而对人来说，它完全是内在的规定，与“吾道自足，无待外求”相贯通；二是德性取决于人的自主选择，就此而言，“由己”乃是出于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而不夹杂任何外在的成分。这实际上意味着道德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根据只能来自人的内在本性。按照康德的观点，道德律令的成立不取决于经验的内容。它对经验的超越，从内在方面说，主要表现为道德的普遍性和自足性。关于道德的普遍性，康德把它叫做“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这实际上已经排斥并拒绝了经验原则和经验内容对道德的侵染。由于道德的绝对性质，决定了它的超验性质，由此才能达到康德所说的“先验自由”。在他看来，只有“善良意志”，才“具有内在的、无条件的价值”[4]。因此，“善良意志”乃是“自在的善”。所谓“自在的善”，也就是自足的、自我决定的善，即康德所说的“意志的自律”。而“意志的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所依据的惟一原理。”[5]
对于这种道德的自足性与普遍性，孔子的见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以为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朱熹注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这种“推己及人”之道，之所以可能，有赖于道德的普遍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孟子也认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人能成圣成贤的内在根据源于道德普遍性。在孟子看来，圣人不过是通过自身的道德反省“先于”常人把“理、义”显示出来。另一方面，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良知、良能，是“人皆有之”。这都是在强调道德的普遍性。道德的自足性还体现为君子的“慎独”境界。所谓慎独，就是当解除了一切外在监督与约束之后，一个人仍能按照道德律的要求行事，“君子慎其独也”。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德性并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理由，仅出于人之本性的诉求。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反求诸神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朱子语类》卷十九）显然，慎独境界既是善的自足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个体对善的自足性的一种检验和证明。由于道德是自律的和自足的，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必须充当责任的主体。“慎独”归根到底是道德自律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其外在表现。由于人的道德意志是纯粹的，亦即它并不取决于任何来自经验的成分，它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任何外在的约束包括监督对于善行和善意都不具有什么意义。由“慎独”境界可以反过来更进一步地体会“万物皆备于我”所内含的道德自足性之意味。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个“天”，不是指外部自然界意义上的“天”，而是指“合内外之道”。它只有通过人的反躬自省，才能被昭示出来。尽心、知性、知天，亦即要求人守其本然。这也就是所谓的“诚”。二程曰：“诚便合内外之道。”（《二程遗书》卷二）“诚”即体道，而“道与物无对”（《二程遗书》卷）。王阳明也说：“至善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下）而“本体原无内外”（《传习录》下）。他还说：“良知…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既然是绝对的境界，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规定，因此才能达到“慎独”。因此，“万物皆备于我”正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的结果。
“万物皆备于我”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宋明以来，以谈心性为其特点之理学，即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理论依据，并发展为理一分殊或气一分殊之理论。朱熹即言：“万物不是万物之迹，只是万物之理皆备于我。如万物莫不有君臣之义，自家这里也有；万物莫不有父子之亲，自家这里也有；万物莫不有兄弟之爱，自家这里也有；万物莫不有夫妇之别，自家这里也有；是这道理本来皆备于吾身。”（《朱子语录·卷六十》）王夫之亦云：“吾心之皆备夫万物者，故现前矣。……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