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的理想人格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孔子一方面强调“修己”，一方面将“修己”的目的落实为“安人”“安百姓”，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的基础。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比孔子更为强调心性修养，从而更为侧重“内圣”，把“外王”看成是“内圣”的自然践履。所以他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理想人格类型
孔子的理想人格主要有两类：圣人和君子。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孔子的理想人格学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想人格层次化的思想，在通过对乐正子人格的评价中，对理想人格的层次划分作了详细的说明：“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将人格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杨国荣先生认为，孟子的“‘善’表现了理想人格所具有的德性，它总是为人们所向往并合于人们的意愿；‘信’意味着这种德性是主体具有真实性而不是外在矫饰，它体现了一种真的品格；‘美’是全面性的要求，它揭示了理性人格应当是各个要素的统一；‘大’表明完善的人格必然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圣’突出了人格的道德感染力与教化作用；‘神’表明人格的如上作用是以潜移默化（无形）的形式展开。总起来说，理想的人格便表现为一种善、真（信）、美统一的完整形象，而这种人格同时又蕴含着无形的道德力量”[16]。
然而孟子的圣人理想与孔子的圣人理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圣人是孔子最高的理想人格，其具备以下特征：首先，以“修己”为本位，具有崇高的道德；其次，能“推己及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人格仅见之于尧、舜：“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种圣人境界是难以达到的，可望而不可及，孟子曾感叹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从来不以圣人自许，说明在孔子的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人们真能达到圣人的人格，圣人是孔子提出的人生终极目标。但人可以在追求这一远大目标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孔子更着力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的圣人观建立于对人性自觉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圣人人格具有现实的感召力。他把在孔子处高不可攀的圣人，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认为圣人虽是“人伦之至”，但并非不可企及，而是与我之同类，即“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由于孟子认为，圣人与凡人有着同样的善心善性，凡人只要善于修心养性，同样可以超凡入圣。因而在孟子看来，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在他这里，个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道德自信，个人通过修身养性的努力也可走向理想人格的境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观念逐渐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影响深远。不过，孟子也承认圣凡之间存在着差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杰出人物。另外，孟子一改孔子不以“圣”许人的做法，不仅认为尧舜是当之无愧的圣人，而且像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贤者，也都已达到圣人的境界，孔子则更是集圣之大成。因而，他指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二）“大丈夫”理想人格的提出
“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的提出为普通人的成人理想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尧、舜、禹、文王、周公的圣人目标仍缺乏具体的标准，为此，孟子提出了更利于践行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将理想人格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何谓大丈夫？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孟子对“大丈夫”人格的总论。关于怎样的人可以称为大丈夫，孟子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孟子否定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为大丈夫，认为像公孙衍之类的纵横家，曲附君主、摇唇鼓舌，不过是顺从的女子，他们“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置人格廉耻于不顾”[17]，一味地迎合君主而获得一时的权势。而“大丈夫”人格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敢于指出，甚至纠正君主的错误，不为外在的力量所淫、所移、所屈，不仅是对乡愿的鄙斥，更是超拔于狂狷人格的独立形态。它以坚定的意志，立基于内在的德性品质，在仁义的大道上践行着高尚的理想。
蔡元培就“君子”与“大丈夫”人格这样评述：“孔子以君子代表实行道德之人格。孟子则又以大丈夫代表之。其所谓大丈夫者，以浩然之气为本。”[18]这一见解正道出了“大丈夫”与“君子”人格的本质差异。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是“约之以礼”，“君子矜而不争”，“刚、毅、木、讷近仁”，“事父母几谏，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较多表现的是谨慎、谦让、厚道、温顺等人格特点。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则是对孔子“君子”人格侧面的扩充和发扬光大，呈现出更多的阳刚之气，是另一种风骨和气象。如果说孟子的“圣人”人格还具有理想性色彩的话，那么“大丈夫”人格就是现实性的体现。它避免了理想人格的抽象化，给人提供具体的操作规范，是现实生活中的典范，具有以下两个精神特征。
首先，大丈夫重精神气节。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有着无所畏惧的人格气势，“善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答曰：“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其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可见，相比于《管子》“精气”说中把“气”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而言，孟子认为这里的“浩然之气”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一种道德精神，具有价值取向、伦理规范的内容。梁涛先生曾指出“孟子强调‘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具有伦理的内涵，是发自于仁义之心，贯穿于形体，充塞于天地之气。”[19]之所以为凛然正气，是因道德情操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又是因其对自身德性主体的自觉，而生发出的理直气壮的勇气。它“至大至刚”“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对人的主体行为产生强大的精神支柱。
其次，大丈夫具有独立的道德意志。孟子认为独立的道德意志是构成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他强调道德人格的相对独立，认为大丈夫应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做到正道直行、不屈不挠。当掌权者以权势相威胁或加之于身时，大丈夫采取的态度应当是：“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公下》）这样的人格，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够藐视一切非仁义的人和事。尤其是当面对权贵时，孟子坚守正道，敢于蔑视王侯权贵，即使在君王面前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藐视君王，显现出他“威武不能屈”的实践品格。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行，例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君子引而不发，跃入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纵观孟子所设定的理想人格，其仪容风度大义凛然、气势不凡；其行事态度果敢英勇，顽强不屈。与孔子所推崇的文质彬彬、气象平和、庄重严肃、谨守礼节的君子人格迥异。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孟子自身的性格决定。他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气质的思想大师，其对“大丈夫”人格的描绘，乃是他自身个性的真实写照。二是孟子内心具有深刻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他推崇“大丈夫”人格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正是因为孟子的忧患意识较孔子更为深切、强烈，为这种深切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决定，孟子的理想人格在性情表现上便有着不同于孔子的理想人格的鲜明特征[20]。总之，孟子认为，一个具备“浩然之气”精神品质的人，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真正称得上大丈夫。这样的大丈夫不会放弃原则去迎合他人，不会为了荣华富贵改变初心，大丈夫所为：“时而处富贵，虽丰华荣宠，不能荡其心；时而处贫贱，虽穷困厄约，不能变其节；时而遇威武，虽存亡死生之间，不能挫其志。”[21]所以说，只有懂得了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的实践品格，才能懂得中华民族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