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含义及其嬗变
礼作为道德条目，是由孔孟等人在继承夏商周三代接人待物、事神祀天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准则。它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在甲骨文中是以繁体字“禮”的右边“豊”为其原始字形，像祭祀时所用的器皿。后加上“示”之偏旁，“示”本身就表示祭祀、祈福之意。所以《说文解字·示部》上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在王国维看来，‘礼’最初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亦指以酒祭神灵，再后来则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24]郭沫若也指出：“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结果。愈往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25]可见，礼是起源于祭祀神灵，后来才逐渐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西周时代贵族所推行的‘周礼’，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许多具体的礼文、仪式都是从周氏族制末期的礼仪变化出来的。”[26]“周公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的目的，是通过礼，从血缘亲情出发“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并由此使得交往关系‘文’化和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27]，进而在宗法谱系中把人进行区分，建立宗法等级制，维护周政权的稳定。因而，在中国文化中，礼具有宗教、文化、政治、道德等多重意义。于宗教，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和礼节；于文化，是一种观念和习俗；于政治，是一种典章制度和法度；于道德，是道德规范和礼仪。
古代中国，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广义来说，泛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包括法令、制度、风俗、道德、礼仪等。荀子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礼经》）狭义的礼指道德和礼仪、礼节和礼貌。如孟子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礼记·冠义》云：“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广义的礼，被称为“夏礼”“殷礼”“周礼”等；狭义的礼，是《仪礼》等文献所规定的日常行为规范，因而，“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28]。
礼作为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已初具规模。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落，维系这一制度的核心被动摇，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孔子以挽救时势的责任感，重新呼吁恢复周礼，强调礼的内在精神，使礼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存在，而且成为了人们主动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就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可见礼的重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辛；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记》）管子和荀子也特别强调这一制度和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后来，儒学的礼乐制度在维系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稳定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礼也逐渐成为贯穿于人伦日常生活的行为原则，其要求也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据《礼记·王制》记载，有关一般人生活仪节的礼，大致就有六类，即冠、婚、丧、祭、乡、相见礼，合称“六礼”；这便是荀子所说的：“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
到了东汉，统治者更加推崇儒学，儒家思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具体到礼的发展，表现为三点：一是儒家经典的内容被作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合礼的标准；二是“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封建礼制、礼教的核心，成为封建伦理规范的最高准则；三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三礼》的整理、诠释，进一步将礼学系统化、规范化。东汉郑玄破除经学的门户之见，博综兼采、遍注群经，其“三礼注”可谓集“周礼”之大成，并将周代礼制理想化。《三礼》的整理、诠释，既起到了敦教化、醇风俗、规范秩序、维护稳定的作用，也确立和支撑起了中国封建礼制和礼学的骨架。汉代以后，由于处于分裂状态，南北朝时期的各代大多重视编订汉代之前吉、凶、军、宾、嘉“五礼”，且渐形成惯例。在南北朝多方积累的基础上，隋朝制定了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隋礼，而展示“盛唐气象”的《开元礼》则标志着“五礼”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宋代理学的兴起，在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理学家们对礼治思想的阐述以及礼治秩序的进一步强化。程颐解释《论语·八佾》时说：“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29]朱熹亦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30]宋代以后的礼，主要是适应于宗族家族生活的家礼。这一时期，朝觐聘问之礼只是在王朝与外部交往中保存，而在社会文化的层面，实行的主要是丧祭婚礼，乡饮酒礼亦不多存。丧祭之礼主在明父子之恩、长幼之序；冠婚之礼则为生活节庆的仪式典节。而道德教化的功能则由读圣贤书来实现，这与先秦的文化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先秦儒家致力研究如何以整体性的礼解决政治——文化一体的问题，而宋以后的儒家如朱子、阳明则限制在‘施于家者而言之’，与荀子以礼治国的论调明显不同，体现了向日常生活规范的全面转变。这种从重视‘国家’取向到重视‘社会取向’的转向，不仅在礼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深远。”[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