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在孔子那里，礼与仁并举，是其思想的一个核心。他不仅把礼作为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还把礼看作是对中国社会伦理实体的设计。子思提出五行，将礼与仁义智圣并列为人生五种基本德行；同时，在五行与人之关系的思量中，把礼和仁义智圣等原本“不行于内”的外在性存在，塞入人之内，使之成为“行于内”的内在于人的内在性存在。这样，礼不仅是德，而且是存在于人之内的德。

《孟子》一书中，礼字出现了68次，他把子思的仁义礼智圣的五行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将礼看作四德之一，使其从属于仁。“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礼主要指礼仪形式：“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客也。”（《孟子·尽心下》）“事君无义，进退无礼。”（《孟子·离娄上》）“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孟子·尽心下》）其作用在于“节文斯仁义”，是对仁义道德的节度、制裁及由此而产生的待人接物的礼节仪容。这表明，礼在孟子处已下降为一个次要的概念，这与孔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孔子的礼“不仅是一种动作，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保证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对于礼仪的敬畏和敬重，而对礼仪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着人的道德和伦理的自觉，没有这套礼仪，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从得到确认和遵守。”^[32]

孟子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辞让之心是人生而有之，因为有了它，礼才成为可能。刘宝楠《论语正义》指出：“让者，礼之实；礼者，让之文。先王虑民之有争也，故制为礼以治之。礼者，所整一人之心智，而抑制其血气，使之咸就于中和也。”程树德《论语集注》作如下解释：“《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馋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管子·五辅篇》：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可见，让是礼的精神实质。它不仅可以使人爱人如己，使人的行为有所节制，而且可以使每一个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表现高度统一，也就是说，在恪守礼的行为规范的同时，使礼充满仁爱，能从思想深处激发人们互尊互爱的道德意识，自觉地限制自己的行为举止。事实上，让是从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表现两个方面去培育礼和义的。从内心讲，注意克制自己的情绪欲望，发展爱人如己的情感；从外在讲，从行为活动到仪容仪态注重节制、退让、谦逊，做到彬彬有礼。所以，敬让作为维护血缘宗法制下的尊卑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经过儒家的改造，成为塑造心理情感和人性文化的重要因素和具体途径，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对造就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人们能够做到仁义礼智，不是像荀子所说的是圣人所教，“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而是有着主体的内在原因：人本来就拥有知礼、行礼的可能性。所以，礼不是外在于我，而是内发于我，这是孟子之礼的一个特性所在。因而，除了将礼表达为一种辞让之心外，孟子还指出：“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朱熹注曰：“辞，解使去己也。让，推以与人也。”^[33]“恭者，敬之发于外者。敬者，恭之主于中者也。”^[34]可见，孟子的礼是建立在敬重情感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是对伦理实体、道德法则的敬畏与仰望。至此，礼更精确化、抽象化。虽说礼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地位有所下降，但作为人们行为与习俗的具体规范及其仪文程式，在形式上是外在化了的东西，是人们所创造的客观精神产品，却反过来作用于人的道德实践。

与孟子思想不同的荀子，他抛开了孔子关于礼的内在心理的内涵，而赋予其法的特征，“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他主张以礼制载王道，从而用森严的等级名分、权利及义务之礼，摘下了先秦儒家自孔孟以来的温情面纱。在荀子看来，分是礼的本质属性。因而，他以分释礼，予礼以法的内涵。这与孟子以敬、让释礼，重在强调礼的义务形成鲜明的对比。伴随着荀子给礼注入了法的特征，使礼成为一个具有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双重含义的特殊概念。而且正是由于荀子的释礼以法，使先秦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内涵有了明显的变化，为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