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 心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与他的性善论相联系，他认为善性人人具有，君子比一般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能存住这种道德之心。正因为“心”是人的为善之本，具有“操则存，舍则亡”的特性，所以孟子的修养论，无一不在“心”字上下功夫，重点在修心；心率以正，身孰敢不正。“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
可见，在孟子看来，能否存心，是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道理所在，也是其与一般的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那种“放其心而不知求”的人，是可悲的。因而孟子认为进行道德修养的首要方面就是要“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放”，即放遗、放失。“求其放心”，即寻求其所放失之心。程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6]
对于如何求放心，孟子认为需要切己自反，发明本心。“万物皆备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以主体性为对象，任何方式的向内发掘都有所收获，而以外界的权位和利禄为对象，尽管“求之有道”，但仍然“得之有命”。所以，提升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个体自身的主观努力，只有个体意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善知良能，有意识地去“求”才能“得”之。这种“得”并非他物，是主体自己本身善端的开发。可见，孟子所主张的道德追求，与荀子“外求”的修养路径不同，是一种“内求”“内得”。内求是求得自我道德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自我本身；而外求是求获取个人之名利，取决于社会之因素。在孟子看来，内求是“良贵”“天爵”的实现，外求是“人爵”的实现，舍其天爵以求人爵是舍本逐末。因此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这种内求、内得要通过“思”才能完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人皆有耳目心之官能，但耳目没有思维能力，易受外物诱；而心则能思。所谓“思”，即思考、反省，其实质是道德主体意识确立的过程。孟子正是通过向内的思以排除外在世界的纷扰，而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求自己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心。虽然，外界环境通过耳目之官对个人的品质、行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心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但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地、被动地接受外界感应，而应主动选择，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外在环境较为恶劣时，只有发挥心之思的超越性作用，才能挺立自我，实现人生目标。虽然人的“天之降才”没有区别，然而思与不思的结果会大相径庭。所以孟子强调：“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而且只有“先立乎其人者，则小者不能夺也。”也就是说，只有先挺立了自我，才能阻隔外物对耳目口腹的诱惑：“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纹绣也。”（《孟子·告子上》）
思的途径为反，即反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由于人天生就有善性，因此善与不善与外在的客观条件无关，个体要获得仁义礼智诸德性，只需向心性中寻求即可。可见，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在于借助“是非之心”进行自我反省，通过扩充“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不仅孟子如此推求“反求诸己”的修身之道，就连向来注重外在强制力量的荀子也曾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可见，孟子的反省说是在爱人、敬人、治人，对象反而不亲近于我，不尊敬于我、横逆于我时，主体心理上的一种自我调整。它要求人们冷静、客观地寻找自身原因，即对自己的言行用仁义忠信德标准加以检验，然后做出逻辑判断。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苛己自责的态度和精神，对于培养中华民族宽厚美德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被物欲横流所充斥的当今社会，更应被继承和推广。
而反省则须诚，也就是说，反躬自求核心在于“诚”。诚的本意是实，有两层涵义：一为真实拥有。王船山《尚书引义·洪范三》：“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尽其所可致，而莫之能御也。”二为真实无妄。朱熹《中庸章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孟子则将诚与天道并提，认为天道以其诚而代生百物，人道也必须思诚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由于人性中的善端是天赋的，但对每个人来讲存在着失与得的可能，要保有善性不至丢失，就须“思诚自反”：“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孟子看来，诚身的前提是“明乎善”，而善是天之所赋予，“故，诚者天之道”；“明乎善”的关键在于反身，即自我反省是否真心为善。也就是说，孟子赋予天以诚的道德属性，人应当在“思诚”中与天道取得一致，从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诚然，孟子的这种道德修养方法对提升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又片面地夸大了反省的作用，只讲自我反省，只追求个人的成圣成贤，不反思社会道德，那么势必就会走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矛盾冲突当中，只求个体至善而忽视社会至善，因而也只能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