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西方道德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把道德与知识当作纯粹理性的认识逻辑，德性的形成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到了近代唯理论的先驱笛卡尔，更是“强调演绎推论，理性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7]。康德道德哲学虽然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与中国道德哲学中的情理相比，德性还是倾向于理性。被西方公认的理性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伦理精神是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中辩证发展的，其理性主义特征不言而喻。即使是西方后来的非理性主义者，也是在理性研究受到制约的情况下，转向对神秘的非理性境界的探寻。如“近代的耶可比和谢林，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们和海德格尔，其实都是把传统的理性运用到极致的理性主义者”^[28]。这与中国道德哲学中蕴含的情理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从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正是孟子真正系统地把“情”提升为“道德情感”，第一次在形上的层面发现了道德之情、伦理之情，开创了以情理精神为核心的德性论之先河，不仅在理论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风格和发展方向，而且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耻感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性格方面的体现；而乐观精神则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钱穆先生就曾经指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忠诚恻坦，温柔敦厚’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这些将永远不会懂中国文化。”^[29]